蜀道虽难,并不难于上青天简论文学中的

伍虹佩/文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世人皆知。诗仙李白一篇古乐府《蜀道难》，不知在从古至今的多少人心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以至于人们一提到蜀道，不由自主地第一反应就是一个“难于上青天”认知标签。

现实中的蜀道，真的就是难于上青天吗？

最狭义的蜀道专指蜀地北向关中的道路，广义的蜀道包括四川北向汉中、关中的道路。而本文论及的“蜀道”，既包括蜀地北向的传统蜀道，也包括蜀地东向、南向甚至西向的进出通道，即蜀地与东西南北四向的所有交通道路。

蜀道难，是古人基于事实的一种判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却是诗人夸张的修辞。因为李白诗歌的传播效应，人们往往不加思索、简单而粗暴地将现实和文学等同，认为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

而真实事实却是，蜀道虽陡峭，却总是畅通无阻，从没有影响到蜀地北向、东向、南向甚至西向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商业、移民等方面的顺利交流和沟通。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李白针对蜀道、蜀地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一流传甚广的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文学判断，用历史事实来进行一次“商榷”。因为是针对李白，所以本文的简述的内容以李白写下《蜀道难》的唐及唐之前略详，唐以后至清则极简。

政治

从有传说记载的建立在古蜀核心区域成都平原上最早的统治政权蚕丛开始，蜀地政权几乎都是外来人口，也就是“蓉漂”一族建立的。这些通过不同古“蜀道”进入蜀地核心成都平原的政权建立者或族群，无不获益于古蜀地域四通八达的交通。

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古蜀最早五个酋邦和王朝，除去柏灌来踪不明外，蚕丛和鱼凫均来自岷江上游，蜀地的西北方向，都从灌口进入成都平原（章樵《古文苑》注引《先蜀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而杜宇则来自现今云南昭通一带（扬雄《蜀王本纪》“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朱提是现在的云南昭通。

年的秋天，我下午5：20放学，5：30从成都出发，一路高速，于次日凌晨0：30到达昭通，费时7小时。

它位于成都的东南方向；开明却是今湖北湖南一带的人（扬雄《蜀王本纪》“荆有一人名鳖灵……望帝以鳖灵为相……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在蜀地的东面。

5年前，我乘车去湖北恩施，一大早出发，傍晚才到。我想，二三千年前的他们，千里跋涉，来到成都，参与政权、建立新朝，他们会怎样评价或感谢脚下的蜀道呢？或许，就像建立了夏的大禹，政治家们都习惯了在路上。

秦灭开明朝，物色蜀王的儿子或相国为蜀侯。三任蜀侯三次反秦，秦三次遣大军践越蜀道而剿灭之。秦自此改蜀侯为蜀郡，由秦中央直接派遣官员担任。前后五任郡守，包括最著名的李冰，都自蜀地以外，足踏蜀道而来。

秦吞并蜀后，秦开始征伐六国，蜀则为之提供了充裕的粮食和兵员。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东汉史学家应劭《风俗通》认为，秦并蜀“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宋人郭允蹈《蜀鉴》：“秦于是灭六国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而蜀中充沛的粮食和兵员，无不是通过蜀道进入中原和荆楚，助秦一统天下。

除去粮食和兵员，蜀地还有一个“武器”，对秦统一全国贡献巨大，即铁兵器。当六国的士兵大多数还在用铜兵器时，秦国士兵满满地装备着蜀地生产的铁兵器。铁和铜作为兵器相遇，胜负自然分明！

公元25年，据蜀称帝，国号“成家”的公孙述也不是蜀人，而是关中咸阳一带的人。就连最广为人知的蜀汉皇帝刘备，也是河北涿州人士。他入蜀的统治集团中，中原人士和荆州人士占到了绝大多数。

关羽、张飞、赵云、庞统、魏延、姜维等等等，无一不是那个时代的杰出“蓉漂”。而号称“蜀汉四相”的诸葛亮、蒋琬、董允、费祎，也都是从蜀地之外而来，即：一个山东人加三个荆州人的蜀相组合。蜀汉政权历时43年。

时间到了魏晋南北朝。汉中略阳人李特、李雄父子率今甘肃、陕西、湖北三省六郡的灾民数万家到蜀地求食。趁乱在成都建立“成汉”政权，这个成字头的政权，比公孙述的“成家”多32年，宿命与蜀汉政权高度一致，享年43周岁。

李白出生在公元年，那时武则天已经执政16年，八年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去世。这期间的公元年，唐玄宗为避安禄山，随从上千人由长安入蜀，耗时一月到达成都。成都随即由唐玄宗的儿子肃宗下旨改称“南京”。

写下《蜀道难》的李白当即激动地写下一组十首《上皇西巡南京歌》。那句响彻蜀地为成都大打广告的“九天开出一成都”就呆在第二首的第一句位置上。这十首歌颂上皇顺便点赞成都的诗，其中也相当程度地透露出一些蜀道并不难于上青天的蛛丝马迹。

比如“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

这些诗句表明，56岁的李白也并不始终坚持蜀道“难于上青天！”5年后，李白告别了人间。

在李白逝世年后，一个更惊竦的涉及政权安稳与否的政治事件发生了，也与蜀道有关。唐僖宗为避黄巢之乱，率百官再入蜀地、驻跸成都。

这一次，唐僖宗入蜀团队人数比百年之前唐玄宗入蜀团队人数多多了去，但在蜀道上的行走却耗时较少。除了避难时唐僖宗比唐玄宗岁数小了许多，蜀道的顺畅通达也是重要因素。

这一次，唐的政权中心通过蜀道直接移至蜀地成都，且长达四年之久。僖宗坐镇成都，号令天下四年。当成都成为了唐朝首都，蜀道上行走的人群规模恐怕史无前列。

唐以降，前蜀、后蜀、元末大夏、明末大顺等地方政权先后在蜀地建立，除大夏外，都以成都为都城。这些政权的创立者，皆来自蜀地之外。他们进入蜀地建立政权和被中央政权所灭，皆借助于蜀道

。而有宋一朝，朝廷任命的80余位成都知府（包括权相兼书法家蔡京），没有一位蜀人。他们来赴任和离任，都行走在蜀道上。

历陈历史上这些数不胜数的蜀地之外的人和部曲及阶层，到蜀地核心成都平原建立政权和任职，只为了证明一个道理：进出蜀地的蜀道并不是难于上青天。

一个政权的建立和运行，关乎到军事、经济、文化……，都必须依靠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物资流动支撑。这些要素的大规模频繁调动，一定是依靠四通八达的蜀道交通体系，借用通过蜀道到过蜀地考察工作的司马迁的话，可谓是千里蜀道“无所不通”。

蜀地之外的有志人士和团队，来蜀地建立地方政权走的是蜀道，中央为了大一统政权剿灭地方政权同样走的是蜀道，而政权体系的运作主体——各级官员，进进出出蜀地走的还是蜀道。

可见，蜀道的畅通对地方政权的创立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收纳，都起到过十分重大的作用。四通八达的蜀道不是政治和政权破与立的障碍。

军事

蜀地自古以来便与中原王朝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联系密切了，难免不会发生冲突。冲突的爆发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现出了蜀道的功用，毕竟，是蜀道的存在使两军相遇，是蜀道让他们狭路相逢。

《逸周书·世俘》记载“新荒命伐蜀”与《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继位后，率领周联军讨伐商君，发动牧野之战。蜀国，作为当时“西土八国”之一，也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役。可见，古蜀与中原的军事对峙、征伐和联合就未断过。

春秋时期，蜀国与周边国家战争不断，各类争纷也不断在这片土地上上演。公元前7世纪，古蜀开明二世率蜀军沿蜀道攻至秦国雍城。

成都地区和汉中、关中地区墓葬遗存的大量出土各式青铜兵器便是当时蜀国“尚武”的证据。战国之初，秦与古蜀对汉中南郑数次的争夺战中，古蜀占到了绝对的上风。蜀道不仅被蜀国牢牢地控制，而且在与秦的战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时间到了战国中期，逐渐强大的秦国把攻占蜀国提上了日程表。以秦国当时的兵力，区区蜀国早已不在话下，但在秦王的棋路上只差了一步，那就是一条有别于传统的能高效行军的新蜀道。

传说是秦王想出了一个法子（即使这个办法在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显然这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秦人对战败者蜀王的侮辱。秦惠王令工匠凿出五头石牛，并在石牛的屁股眼里都塞满了实打实的黄金，号称是五头能够“便金”的圣牛，要送给蜀王。

蜀王利欲熏心，收下了这份礼，派了五个神力大汉，硬生生在秦蜀间的崇山峻岭间开出了一条“金牛道”。金牛道一修完，秦王立马就派出大军从金牛道浩浩荡荡地攻入了蜀地。

秦灭巴蜀之后，为了把蜀地的粮食运往全国战场，又对蜀地的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蜀地北向和南向交通都按秦的“五尺道”标准，进行了新建和改造。

三年前，我站在勉县武侯祠里残留的金牛古道上思绪万千。年国庆节，我从云南返回成都，专门去川滇门户盐津县豆沙关参观秦道遗迹——五尺道。

每一次站在古蜀道上，不免心生感慨，耳边都会依稀响起清脆马蹄声和模糊的撕杀声。秦统一全国，蜀地源源不断地提供了粮食和兵员的保障。而且，从秦至汉再到唐，成都造大型战船作为强力威慑武器，浩荡顺江而下，对东南形成了绝对军事压力，对统一全国做出了重大军事贡献。

公元年，西晋益州刺史王濬率蜀地军士，乘坐成都造大型战船，顺江而下，连破东吴丹阳、夏口、武昌，直抵吴都建业，迫使吴皇孙皓投降。正所谓“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是也。

仅史书记载，夏商周秦汉时期，古蜀国与中原政权和周边的部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就达30次以上，涉及到的军事人员总计万以上。蜀地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散布在北至关中、南至现在的云南贵州、东至荆楚、西至甘肃南部的地理范围。

因为中央政权地处关中，所以蜀地北向的军事活动最为频繁。而能够成全大规模军事活动的一定是东西南北顺畅的蜀道！

三国时期，在成都建都的蜀汉政权除去与东吴若干次在荆楚之地的军事争夺外，仅诸葛丞相就有过五次带领蜀军数十万人马，北出蜀道伐魏的事迹。

而在北伐之前，为稳定后方并获取物资与兵员，诸葛亮亲率三路大军分别从现在的西昌、宜宾等地出蜀征伐南中，直接攻占到了昆明附近。

云南曲靖现在还流传着诸葛亮在此地与孟获签下和平条约的故事。我在曲靖市区见到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现在创作的“诸葛亮与孟获”大型雕塑。诸葛亮先南后北的军事行动，皆是蜀道成全了他。

蜀汉亡至隋唐，在魏晋南北朝，成都遭受古蜀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政权空挡时有出现，流民与土著你方唱罢我登场。

来自东南北无数次的军事冲突导致成都城池数度被毁，蜀地居民四处逃散，几乎到了蜀地无人居住的地步。而隋唐对蜀地的攻占颇为顺利。

隋朝短暂，军事无故事。唐朝发生在蜀地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四个两”：唐朝五年之内，两次从成都出发征讨南诏，共发兵十五万；相隔多年，两位皇帝避难入蜀。

唐玄宗经陈仓道、金牛道，费时40多天抵达成都；唐僖宗从米仓道而来，相比玄宗更是浩浩荡荡，在成都一呆就是四年。两位皇帝裹从而来的官员百姓几十万，蜀道见证了他们的来与往；相隔16年，吐蕃两次攻占蜀地，兵力达40多万；五年之内，南诏两次侵入蜀地，兵临成都，掳去数万名工匠技术人员。“工巧散失，良民歼珍，其耗半矣”（唐卢求《成都记序》）

大规模军事活动的展开，最依赖和最考验的都是道路。纵观唐及唐之前发生在蜀地的军事活动，规模之大、程度之烈、频率之高，无疑都证明着蜀道的畅通和高效。

唐以后发生在蜀地的战争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元朝，发生在蜀地的军事事件，主要是自甘南攻入成都的青巾军，与自峡洲溯江而上，攻占重庆的红巾军发生的战争。双方在蜀地投入数十万军士，经过三次大战，红巾军将青巾军赶出了蜀地。

明朝，李自成由关中、汉中到蜀地，完整地跨越了最经典的蜀道，破广元、梓潼、江油、绵竹、安县、德阳、广汉、新都、彭县、郫县、温江、金堂，围困成都近一个月。李自成的老乡张献忠，四次入蜀，杀掠无数，将成都城夷为平地。

有清一朝，蜀地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减少，仅涉吴三桂反清事件。康熙十三年（公元年），四川巡抚和总兵降吴三桂，占据成都。清廷派兵由汉中入蜀，收复成都。次年，在成都聚集大军，直取云南吴三桂。

发生在蜀地纷繁复杂的战事，再次佐证了蜀道的通达。

文化

蜀文化令人惊奇，蜀地原有自己的文字，在强盛的关中和中原文化的压力和影响下，蜀文字在汉初彻底消亡。故此，蜀地的文化呈外来型和融合型。

秦并巴蜀，文化人经过蜀道源源不断地进入蜀地，比如吕不韦、司马迁等等，司马迁还站在都江堰离堆上，领略过岷江风光。这次入蜀，司马迁对蜀道的评价相当给力：“千里栈道，无所不通！”当然，最有名气的文化人，非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文翁莫属。

此人是庐江人（现安徽合肥），入蜀做蜀守达20年之久。虽然他的水利功夫与李冰不相上下，但他垂名青史的大名却来自于兴办郡学。《三国志》：“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这个跨越蜀道进入蜀地做蜀郡太守的安徽人，可以说推动了蜀地文化跨越式发展，在很短时间内，让蜀地的文化水准与文化渊博之地齐鲁划上了等号。学而优则仕，文翁让郡学学生随他处理公事，还委任优秀的学生为郡县官吏，让许多百姓家的子弟争相入郡学。

他还不断选拔优秀的郡学学生到长安随京师博士学习。这个至今让成都人感慨万千的安徽人，更是一个集智商和情商于一身的大师。为了让蜀中子弟在首都长安学到真知，他竟然开动脑筋节约办公经费，用节余的政府资金，购买蜀刀、蜀布、蜀锦等蜀地土特产，“打点”京师博士。让他们把腹中的真才实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蜀地学子。

文翁石室离我居住的地方距离不过一公里，我经常路过现在的成都四中（石室中学），我总是想，是蜀道，把文翁送到了成都；也是蜀道，把蜀地学子送到了长安，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更是蜀道，把蜀刀、蜀布、蜀锦等等送到了长安，既传播了蜀地商品，又让京师的博士对蜀地心怀感念。

蜀地文化当然还包括通过蜀道走出去创造的辉煌。西汉时期蜀地文化的代表人物司马相如、扬雄踏过蜀道，进入长安后的作品更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崇高地位。

司马相如受教于文翁，知行合一，从长安返回蜀地，平定西南夷，开发川西高原，功不可没。特别是扬雄，40岁后进入长安，著述颇丰，更是集哲学家、思想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音乐家、语言文字学家于一身，是蜀地乃至中国古代罕见的文化大师。

而有据可考的历史上第一位入蜀的诗人，则是西晋的张载。他是因为看望他在蜀地做官的父亲。他的《登成都白菟楼》对成都的评价很有意思：“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可见，他也是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蓉迷”。

蜀地很神秘，自然很奇特，谶纬学自西汉晚期在成都蔓延，图谶学人才辈出。扬雄的老师、成都人严君平据说提前20年就成功地预测了王莽和刘秀的事业轨迹，爆得大名。“卜筮于成都”，每天只为几人占卜，就可维持个把月的生计；李白有诗《咏严遵》：“安知天汉上，白日悬天名，海客去已久，谁人测沉冥。”

新都人杨厚精通图谶学、天文推步术，长安辞官返乡办私学，仅注册学生就多达余人。而《推背图》的作者袁天罡，作为成都人，在隋唐两朝为官，在蜀道上更是行走了几个来回，最后请辞长安，回到家乡火井县（现邛崃）做县令。据说，白居易的《长恨歌》还专门写到了他——“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使精诚致魂魄。”

至唐五代，蜀地像忽然成了史上最大一块磁石，把上至皇帝、下至贩夫走卒都吸引了进来。而名气最大的是当时文化人。唐五代文人共有人次入蜀，其中多次入蜀者72人，单次入蜀者人。（张仲裁《唐五代文人入蜀考论》）。

又以唐诗论，最为重要的十大诗人——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杜牧、王昌龄、孟浩然、刘禹锡、白居易、岑参，除去杜牧和王昌龄外，其中有8位跨越蜀道进入蜀地，并创作了著名诗篇（王兆鹏《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

大历初年，岑参在成都为成都旅游代言，几乎把成都的名胜古迹写了个遍：《先主武候庙》《文公讲堂》《扬雄草玄台》《司马相如琴台》《严君平卜肆》《张仪楼》《升仙桥》《万里桥》《石犀》在唐诗首名篇中，有11首作于蜀中，其中杜甫8首，李白、李商隐、刘禹锡各1首（王兆鹏等《唐诗排行榜》）。而开启唐诗大暮的“初唐四杰”，也悉数入蜀。

很难想象，如果蜀道真的像李白说的难于上青天的话，还会有这么多文人大规模地来来往往跋涉在“无所不通”的蜀道之上。

唐以后，蜀道上的文人身影依然连绵不绝。唐初，著名文人苏味道选择在蜀地眉山落脚。年后，其后代“三苏”，沿着祖辈的足迹，再次踏上蜀道，不过这一次是往蜀地之外走。

三苏名动京师，苏轼更是在京城确立了“蜀派”文化的地位。而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理学重要代表人物程颐都先后跨越蜀道进入蜀地。三苏在中原传播蜀学，周敦颐、程颐在蜀中传播理学，而蜀道则是必须的中介。

就连玩的一手好字，在《水浒》中频频出现的奸相蔡京，也是从蜀道而来，两次就任成都知府。宋太祖开宝四年（年），宋太祖令专人赴成都监雕《大藏经》，刻板13万余块，8年时间完成，然后经蜀道运回京师开封。

商业

作为历史上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成都必然是商业繁荣的。根据英国人哈维与霍尔的《缅甸史》和《东南亚史》等著作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及欧洲。而这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便是成都。

成都是当时南北丝绸之路唯一的枢纽和锦产品供给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大夏（现阿富汗）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现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这些蜀地产品，都是跨越蜀道，通过南丝绸之路流通到西域的。

视线越过蜀道往北移，惊喜同样在发生。年，考古队员在新疆和田地区一处古墓发现了一张汉代蜀地织锦护臂，这张织锦色彩绚烂，文字激扬——“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和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这件汉代蜀中生产，带有蜀地鲜明占卜特征，且华丽而实用的锦缎，又是谁，带着它跨越蜀道，到达了遥远的西域？

蜀地的大量产品，贯穿在南北丝绸之路上。要到达南北丝绸之路前，首先要跨越蜀道。而这一切说明，蜀道并没有阻碍物资流通、商业往来，反而是顺畅地连接了南北两条更大的商业之途——丝绸之路。

商业的繁荣是文明的象征。而商业的发达离不开流通，流通的顺畅与否又取决于水陆道路的通达条件。蜀的商业文明的兴盛与四通八达的蜀道紧密相连。在李白写下“蜀道难于上青天”的一千多年前，古蜀与外界的交通有多发达，恐怕是很多人想象不出来的。

古代通商，首先是与地理相临的地区发生关系。蜀通商的主要地区是相临的秦、荆楚、滇、夜郎等，然后通过相临的第一地理环再到达中原、吴越和南越，再达到南洋和西域。《史记·货殖列传》载“及秦文、德、缪（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考古发现，在荆楚之地，发现了大量蜀地生产的精致漆器。《战国策.燕策》载：“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现湖北江陵）。”而在南越，汉使唐蒙甚至吃到了产于蜀地的独特风味美食——枸酱。经过打探，唐蒙知道了蜀地与南越通过夜郎有着一条畅达的商业通道。

再把历史往前推，蜀地北向最著名的蜀道——褒斜道，早在商代即开通，而故道（又称陈仓道）则在商周之际也已开通。蜀地与外界的水路和陆路共同构成了商业物流通道。在李白写下蜀道难于上青天的二千年以前，蜀地物资就通过古蜀道流向东西南北了。

秦吞并蜀后，在原有蜀道基础上，大规模按秦的道路标准改建蜀道，极大地改善了商业流通。其时，蜀地商贾销往关中的主要是六大类商品：铜（很大部分是自云南转卖而来）、铁兵器（临邛造铁兵器响誉中原）、工具、盐（成都广都盐井林立）、漆器、锦帛。这些商品的体重可想而知，如果蜀道不顺通，是无论如何去不到关中的。至西汉，蜀地的这些商品流通到了全国。长沙马王堆墓发现了蜀地的丝织品和漆器。

还有一类特殊的商品——丹砂，很多时候可以等同于金钱使用。炼丹求永生的道士和皇帝以及名流，都对此有大需求。而蜀地产丹砂质量上乘，供不应求。“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也是在病中渴求丹砂而不得的绝望中投水而去。

丹砂沉重，没有通畅的蜀道助力，断断到不了全国的道士、名流手中。蜀地丹砂质量之好，专程到蜀地考察的司马迁也给了好评。

从魏晋到隋唐，在蜀地输出的原有六大类产品中，蜀地的丝绸产品逐渐占到了第一大类。南北丝绸之路沿途，发现蜀地丝绸产品的点位多，墓藏量大。意味着蜀地丝绸是中国输出西方的畅销商品。

到了唐代，蜀地产的白麻纸又成了抢手货，被朝廷指定为专门用纸，皇帝的诏令和官府藏书，都必须用蜀产白麻纸书写。由此，蜀产麻纸也受到民间的热捧。唐宣宗大中三年（年），长安集贤书院一年就使用了益州小麻纸张《宋·王薄《唐会要》。

以麻为原料造的纸，一定是重的。这么大量的白麻纸要被朝廷采购到长安、洛阳，蜀道再一次起到了重要的通道作为。没有便达的蜀道，唐朝皇帝的诏令都难以及时书写。

质量上佳的纸有了，书籍出版顺势而生。唐代成都雕版印刷的各类书籍（主要是佛经和占卜）畅销全国，甚至到了日本。书籍之重，是我们学生体会最深的。

也许，承受蜀地印刷出版的书籍之重的蜀道，和我们最有共通语言。身体不好的学生背不动书包，蜀道如果质量不好，也承载不起大量蜀版书籍走向全国。

到了宋代，在金融创新产品“交子”的助力下，销往蜀地之外的产品种类和数量更是丰富和巨大。宋真宗时，朝廷要求成都地方官要在成都“度支市锦六千匹”（《宋史·赵缜传》）。

而官办的成都锦院一年最多只能生产匹锦。所以朝廷还要在市场上采购匹。自然，数量如此庞大的蜀锦，重量可想而知，只能是通过蜀道，被运送到了地处中原的京师开封。

在传统产品的基础上，茶叶、川马、书籍、蜀笺等更是大放异彩，成为了大宗输出的商品。精致的蜀笺更是宋代士大夫们的最爱。司马光有诗赞曰：“西来万里浣花笺，舒卷云霞照手鲜。”每当蜀笺过蜀道贩运到京师，便被士大夫抢购一空。

蜀道，是蜀地对外所有商业交往的坚强基础和强力支撑，历经千年而弥新！

移民

我不知道鲁迅是在怎样的一种心境中，说出这段关于道路的话：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但以我从小学开始，几乎走过东西南北每一条蜀道的经历而言，我认为，鲁迅的这段话对蜀道的历史是万分妥帖的。

移民是外来的，是相对固定居住此地的原住民而言。蜀地有原住民吗？从我阅读的书籍中，没有找到答案。西汉时成都人扬雄在《蜀王本纪》中展示的蜀地是这样一幅场景：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从这里面，我发现，五位蜀王四位都来自蜀地之外。他们就是蜀地有记载的第一代移民，都是典型的成功型“蓉漂”。

按扬雄说法（常璩《华阳国志》也持相同的观点），古蜀五王，治理蜀地三万四千年。李白在《蜀道难》中除了把蜀王历史纵深了一万四千年外，还选择了第一代和第三代蜀王，来描写他们的窘境——“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第一代蜀王蚕丛，是从蜀地西北方向岷江上游，带领族群沿岷江南下进入成都平原，是一个典型的南下移民群体。蚕丛在蜀地以高超的养蚕技术创业成功，加冕蜀王。

据专家推测，与之同时的大禹，则正忙于夏的创造。一个靠自己养蚕手艺的成功移民，顺便开创了蜀国，为什么会茫然呢？第二代蜀王柏灌，学者对其出处目前还真是处于茫然状态（也有学者认为是都江堰土著）。李白也将其忽略不计。

第三代蜀王鱼凫，专家考证出是蚕丛的老乡，也从岷江上游南下而来。估计几百年前出走的蚕丛大获成功的的信息终于传回了老家——成都平原地肥沃、人包容、好创业、易成功。鱼凫模仿前辈开始南下。专家认为，鱼凫在成都平原包容了蚕丛、柏灌两族，成功建立了强大的古蜀王国。

第四代蜀王杜宇号望帝，来自蜀地东南方向的朱提（现云南昭通），会治水，带来了水稻种植技术，是蜀地的上门女婿。第五代蜀王开明，原名鳖灵，是一身好水性的荆人（现湖北）。扬雄《蜀王本纪》认为这是一个因为美女丢掉江山的故事。“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鳖灵就此做了蜀王，改名开明。

蚕丛和鱼凫自西北来，杜宇自东南来，开明自东北来。远古通达的蜀道，就行走着这些伟大的移民。移民走多了，蜀道就更畅通，蜀地的名气就更响亮。

从秦汉至隋唐，移民跨越蜀道进入和离开蜀地，演绎了精彩的故事。我们讨论的移民更多是政府主导的人口迁移行为，大量长期存在的民间个体零星的移民行为，几乎是难以归纳的，所以不在我们谈论范围内。政府主导的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治性移民

这类强制性移民，进入和离开蜀地都有。如秦灭六国或秦自身打压内部政治势力，为防止这些政治家族叛乱，将他们连根拔起，押送至蜀地。赵国的蔺相如家族、秦国的吕不韦家族就这样进入蜀地，融入到蜀民之中。

中原王朝剿灭了蜀地政权，也往往做反方向的政治性移民，让这些蜀地王公贵族离开蜀地，进入中原。比如魏灭蜀，就把刘禅家族和官宦大族甚至一些少数民族部族迁移到洛阳和关中地区。前蜀后主王衍家族以及一大批高级文武官员，在国破之后，也被押解到了中原洛阳定居。

当然，如果有兴趣，与蜀地政权相关联的历史上这类政治性移民的名单，还可以拉很长很长。

二、技术性移民

因为技术的领先是相互的，所以也呈现双向移民的特征。广泛意义讲，蚕丛就可以算作技术移民的先驱。秦时，蜀地临邛的优质铁矿成为军事战略物资。为将更多更好的铁兵器装备军队，秦从赵国引入了技术家族入蜀，赶制铁兵器。因卓文君而名气大响的卓家就是其中一例。

最惨烈的技术移民发生在唐朝，这一次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武装技术移民。唐文宗大和三年（年）11月，天已经彻底转凉了，南诏攻破成都外郭城，掳去工匠数万人。直接导致成都多个行业的手工业产品停产或工艺水平大幅度下降。

北宋灭后蜀后，因为朝廷对蜀锦的狂热追捧，甚至简单粗暴地将名世代定居在成都的蜀锦高级工匠强行移民到京城开封，只为皇族服务。这种强制移民，是从来不考虑个体感受的。只有蜀道，不舍昼夜，在倾听这一拨身怀绝技的成都人内心波澜起伏的绵绵乡愁。

三、灾难性移民

这种灾难性移民大体可以分为人为灾难和自然灾难两大类。

比如国破山河在，王位已换人。秦灭蜀后，蜀王子安阳王率部向南逃亡，最后在交趾再次建立蜀朝。再比如天灾无粮，为避免死人，政府往往下命灾区百姓集体前往某一个有粮的地区去“就食”。而“水旱从人、不知饥谨”的蜀地，一般说来是首选。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年），关中饥谨，除从蜀地抽调大量粮食衣物前往灾区外，政府还命令大量难民入蜀“就食”。按理说，“就食”难民是要返回故乡的。但是成都不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吗？历史上就真发生过这样的故事，而且极大地改变了蜀地的人种风貌性情文脉。

西晋惠帝元康六年（年），陕甘一带饥荒，难民数万家入蜀地“就食”。在蜀地“就食”了7年之后，难民攻入了成都少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成汉”政权。在蜀地闹腾了半个世纪，蜀民四处逃离，蜀文化也随之崩溃。

在蜀地几乎找不到人的情况下，“成汉”政权引入僚人70万。直至隋朝，蜀地年文化暗如长夜。面对这一切，千年蜀道依然无语。

唐以后，移民入蜀是主流，特别是明末张献忠来来回回折腾蜀地后，成都城里无一处完好的房屋，老虎在城市残垣断壁处接队游荡。才有了后来延续近百年大规模移民入蜀，“湖广填四川”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高度概括。

蜀道，依然是蜀道，依然冷眼旁观着这段改写蜀地族群结构的历史。蜀道不语，但我知道，它心中有数。

结语

一个性格并不夸张的成都老乡、学问大家扬雄，写出了五代蜀王三万四千年的历史，而一个生性夸张的移民入蜀的诗人李白，以增加一万四千的气概，改写了扬雄。然后大笔一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诗从此成了蜀地对外交通的指定用语。

我，一个生活在蜀地的中学生，试图从政治、军事、文化、商业、移民等五个角度，用所查阅和掌握的不全的史料，结合我几乎走遍了不同方向的蜀道的感受，提醒人们：诗人的诗句并不能够真实地对应现实，现实中的人们也没必要把诗句作为现实的对标。

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界别不同，标准各异。我们既要鼓掌李白，更要致敬蜀道。

蜀道，从来就是连通中原、东南、西域的动脉。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史上，还没有如此重要、奇特和多彩的可以与之比肩的什么道。

（本文作者伍虹佩为成都七中林荫校区高7级2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