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反映了诸葛亮的法家思想和进取精

诸葛亮要求所有将领和士兵要严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勇于作战，不许将领和士兵欺害百姓。因此，“士卒用令，赴险而不顾”，“止如山，进退如风”，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诸葛亮深知选拔培养将领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意义，对将领的作风品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作为一个好的将帅，必须做到“给他尊贵的地位而不骄傲，让他担当重大职务而不专权，有人来帮助的时候不单纯依赖，遇到危急的情况也不害怕”，始终忠心耿耿为国家统一而战。他屡次告诫下属:对那些有利于军队建设的“谋者”，要亲近和重用而对不利于军队建设的“谗者”，就要进行打击；对于那些导致军队败乱、言行不一、结党营私的人，坚决主张予以清除。这样就使军队牢牢置于法家路线的控制之下。

诸葛亮重视将领的作用，但反对儒家“将帅定天下”的反动观点，对士兵的作用也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经过严格训练、纪律严明的军队，即使将帅本领不大，也不会打败仗；反之，训练不严格、纪律不严明的军队，即使将帅的本领很强，也不会打胜仗。”所以，他号召将领应当与士兵“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

诸葛亮重视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掌握天气变化特点，制定出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他“推演兵法，作八阵图”。所谓“八阵图”，就是一种军队行军进退的部署和活动的方法。使军队在行军、屯驻以及作战中，都有一定的位置和活动规律，并且使各部分紧密配合，遇到敌人攻击时各部分能相互照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变动自己的队形，毫不紊乱，使敌人无隙可乘，从而能更好地发挥军队的作战能力。

诸葛亮对于军队武器装备也异常重视，他下过“作斧”、“作匕首”等教令，指示兵器的铸造。他集中将士的智慧，创造和革新了一些新的战争工具（如一发十矢的连弩等）。诸葛亮以法治军，使蜀国军事力量一步步强盛起来。为北伐战争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公元二二六年（建兴四年），魏文帝曹死，儿子曹睿（rui锐）继位。他缺乏统治经验，国内又有一些动荡，诸葛亮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时机，应出师北伐，统一全国。

公元二二七年（建兴五年）春天，诸葛亮决定率军北伐。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从“隆中对策”到这时候，已二十个年头了。

诸葛亮离开成都出师前，向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有名的《出师表》。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先帝开创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就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成三国，我们益州弱小贫乏，这真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认为，这时候“南方已定，兵甲已足”，“朝廷以内的官员毫不懈怠，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外舍身奋战”，正是进行统一战争的大好时机，应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完成统一大业。只要上下齐心，内外一致，就能够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诸葛亮把完成统一事业看作自己的“职份”，对于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诸葛亮为了使刘禅能按照法家路线处理政务，他恳切地向刘禅提出，要发扬法治精神，对宫内府内的文武官员，都要信赏必罚，不要内外异法，厚此薄彼。

诸葛亮针对刘禅这时已经开始宠信宦官黄皓的错误倾向，为刘禅回顾了西汉“亲贤臣，远小人”实行法家路线而兴隆的经验，以及东汉“亲小人，远贤臣”推行儒家路线而衰败的教训，反复劝诫他要“任人唯贤”，知人善用，谨防外戚宦官形成特权集团，破坏法治。诸葛亮并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伟（yi-）、董允、向宠、蒋琬等一批忠实执行法家路线的文武官员，希望刘禅“亲近他们，信任他们”从而治理好国家，保证北伐战争的胜利。

《出师表》集中反映了诸葛亮的法家思想和进取精神。诸葛亮在表中提出的这些主张，对于巩固加强蜀汉政权，打击和限制豪强势力，完成统一事业，具有积极的作用。

诸葛亮在对国家的政治军事作了妥善的安排后，于这年三月进军汉中，屯兵沔阳（今陕西勉县），等待机会，向曹魏发动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