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此省叛乱频频，几千年没能搞定，元朝被划走一地才彻底安分！古人为何总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有何特殊？
明末清初的四川文人欧阳直在他的《蜀警录》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所谓乱，也就是造反，且不仅是一时一地的造反，而是成规模的造反。
为什么会“天下未乱蜀先乱”？最直观的解释，这是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所致。从军事上看，山地险峻，隔阻难通，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从经济上来看，盆地面积高达十六万平方千米，其中宜于农耕的川西平原即有两万多平方公里，向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因此，蜀地具备了易守难攻和粮草充足的军事和经济优势。
四川既远离王朝中心地区，又处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战线的大后方，此地配置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遂为常态。也因此，一旦出现造反，当地官军往往不敷应用，加之路程遥阻，也不能相对迅速地调集兵力，这就为一时一地的造反的迅速蔓延壮大提供了条件。
所以，“蜀地”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但其战略位置却得天独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巴蜀之地易守难攻，粮草充足，因此每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这里的起义和割据就闻风而动，纷纷竖立旗帜，宣布独立自治进入无政府状态。
唐人魏颢曾经说过：“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川蜀历来“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天下粮仓，战略要地。”蜀人，“民风彪悍，富于思想，敢于创造，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富于革命冒险精神。”
“天下已治蜀后治”又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平定天下的过程从来都是由中心及于边缘，巴蜀之地因其地理偏远，无关大局，加之通往巴蜀的道路很险峻，所以一般都是到最后大局已定的时候来平定这块地方。
根据史书的记载，从秦朝统一华夏开始，四川省地方一共出现过割据政权14次，由当地文臣、武将带领的造反事件有数百次之多。几乎每个朝代，四川省都会有占地称王的现象，比如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东汉末年的刘焉与刘备、西晋末年的李特、唐末时候的孟知祥、元末的明玉珍、明末的张献忠等人。
这些人在选择在四川割据称王，主要的理由是四川的地利——北方秦岭，西方横断山脉，东方一片丘陵地带，南方是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正是这样的环境，四川形成了一个封闭独立的地方，对外交流非常困难，防守容易，攻击难度大。再说，四川中部是土地肥沃的成都平地，风调雨顺，不会有洪涝灾害，年年物产丰富，粮食充实，老百姓安居乐业，是一片称王的好地方。
在古巴蜀的版图中，汉中（古称南郑）自古都是四川的屏障，攻下汉中就算是攻下了四川。反过来，如果谁能攻下汉中，那就能收取蜀地，比方秦国灭蜀，就是从汉中出征荡平的。
关于汉中的战略地位，老黄只举一例，大会家就会有所了解。东汉末年，天下三分，汉中这块“栈阁北来连陇蜀，汉川东去控荆吴”的战略要地，曾演绎了许多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一部名著《三国演义》，约有半部在讲述与汉中有关的事件。
三国时期，魏蜀相争。汉中成为曹操进攻刘备，魏灭蜀并吴的军事目标；又是刘备北伐曹魏的军事基地。同时，张鲁也在汉中称过王，创建五斗米教，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教合一政权。魏蜀两大政治势力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碰撞。
一代名将诸葛亮在汉中度过了他一生最为呕心沥血的岁月，为辅佐刘备灭曹复汉，他在汉中屯兵8年，六出祁山，北伐曹魏，鞠躬尽瘁。最终归葬于汉中勉县定军山下。
司马昭灭蜀的时候，也是开始打下汉中之后才灭亡蜀汉的。正因为汉中的重要地位，古代占领政权发起之时，一定会迅速的攻下汉中，建立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坚固的基地。
公元十三世纪，曾横扫中亚的蒙古大军，却在攻打南宋的时候损失惨重，蒙古军队为抢夺蜀地重要的汉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钱。最后，蒙古军队开始用迂回战术，从四川南面攻打进来，才算是完全将四川占领。为防止蜀人闹事，元朝专门将汉中之地从四川分出来，伐归陕西行中书省管辖。
失去了汉中屏障的四川，除了王朝晚年的动荡部分草莽称皇帝外，比如明末的张献忠，其余时候都比较安稳，当地老百姓才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到了清朝末年，天下之乱也是起于四川。而最后一次“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起因，却是因为要建设铁路这一现代交通工具，而引起的“保路运动”。为了镇压闹事民众，清廷急忙调集湖北新军入川。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一个原本要结束“蜀先乱”的现代交通规划，却导致了“蜀先乱”的最后登场，最终引发了清王朝的覆灭，这是任谁也谁也无从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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