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青帮,勉县近代史中的两大帮派

勉县的青帮

故事通常是这样的，longlongago……nonono，没有那么狼狼饿狗。

只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红帮从四川传入勉县。预备唱：“青春少年是样样红……”貌似哪儿有点不对劲。其实就是跑过来几个自称是红帮的人。

这拨人一开始还挺红的，与贫苦大众结交，重义气，讲互助，扶危济贫。这颇有点绿林好汉的气概。

可是想当年，丐帮都搞出了污衣派和净衣派，洪七公都搞不定。这红帮也从价值观上发生了分化，于是也成了两派。一派继续扶危济贫；另一派为地方豪强利用，干起坏事，鱼肉乡民。

清末，勉县的红帮有仁、义、礼三堂。

“仁”字辈，即西北堂、汉流，由沈定章、张继温、杨兰、吴隆富、陈义兴相继领导。沈定章坐诊，不不不，他不是大夫。坐台，这也太香艳了，当然不是。对了，是坐堂大爷，也有左堂大爷一说。这一辈发展的都是中层人士，到民国初，才百余号。

辛亥革命后，沈定章的女婿马炳郁（又名马文伯）由西安回勉县，在岳父庇护下主持红帮，开定军山头。见过大世面的年轻人干事就是不一样，小马一出手，就立定军山、汉江水、太平香、兴仁堂为山、水、香、堂“四柱”。以威、德、复、志、宣、松、柏、一、支、喜为“十杆旗”。分内外8堂，自封“定军山主”的“舵把子”（这个职务名字不好听，还不如叫大哥、舵主）。先在武侯镇立“定汉公”、继而在沔阳立“扶汉公”、铎水立“振汉公”、茶店立“协汉公”、新铺立“精忠公”、黄龙立“信义公”、定军立“定汉公”。这阵势有点像皇帝老儿登基，封了很多王公大臣。当时，“仁”字辈有余人。跟我一起唱：“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哇……哇……”

可是，他们此时真不是什么好汉了，部分成员干坏事太多，民怨沸腾，县政府出面，把这一堂取缔了。但是也只是表面文章，红帮暗地仍继续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红帮又红了，势力飞速壮大。普通百姓加入红帮逃避拉兵，大商富户、地痞流氓、失意士绅也成为红帮的“门下士”，成员激增到2万余人。就连原来视其为“下流”的县长金宜庄、李廷武及参议会议长、议员等地方上层人物也相继加入红帮，寻求保护，看来当初不彻底取缔是留了一手啊。两年不到，红帮增至4万余人，有的还到略阳一些地方发展成员。

胡宗南派郑汝平到勉县，潜入土匪李成元伙中，把持弥陀寺、官沟、新街子、黄沙各地，摆香堂，拉帮结派，组织“反共忠义军”，无恶不作。

“义”字辈，即“东南堂”。民国初年，在菜园渡开始活动，后，赌棍陆兴明当了“大爷”，只在下层手工业、小生意人中发展成员。人数少，活动面积小，帮员只有十几人。

“礼”字辈。民国初年，一四川人来勉县活动。但辈数低，折腾来折腾去，只有六七人，玩不下去了就不玩了。

红帮“仁、义、礼”3堂，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九月十三日开例会。摆香堂，收兄弟。

解放后，红帮解体。但数万人想瓦解其实挺难的，一些余孽还想东山再起。消停了十几年后，突然趁乱疯狂了一下，结果直接被灭亡了。

勉县的青帮

看武侠片都知道，只要说什么五岳剑派、六大门派等等同气连枝的，都是想干掉对方当老大的。

青帮和红帮本来也是同气连枝的。不同的是：红帮里面称哥儿弟兄。青帮里面按资排辈，成父子师徒关系，有24个辈数。所以就有“青帮一条线，红帮一大片”的说法。

青帮立翁、钱、潘3个帮头，规定在家姓本姓，外出拉关系一律姓“潘”，这有点像某些教派，也有点像说相声的什么社。

以每年农历六月六日为例会，摆香堂，收徒弟，立“码头”（称“二门公所”或理门理事会）。提倡师爱徒，徒敬师。这一点看起来挺正能量的嘛。

青帮活动范围多在上层军阀、政客中，挺高大上的。抗日战争开始后，青帮随着南方各省军队相继迁入。年，国民党汉中师管区司令部派范笃生（上校军官）任宁强、略阳、沔县兵役巡视组组长，常驻勉县。

范属青帮“悟”字辈成员，通过汉中青帮“通”字辈师傅，在勉县奠基，发展“学”字门徒。—年，共发展门徒41人。此外，驻本县国民党军政部第二盲残院，及国民党军队中尚有青帮师徒数百人。

解放后，青帮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