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地乡土聚落的分类解析

从根本上来说，秦巴山地乡土聚落的形成，是在现实需求驱动下人地关系协调和选择的结果。从历史文献资料和现存聚落的名称来看，可以初步反映出聚落形成的原因。基于此，本文以聚落名称为切入点，以聚落形成的特点为分类的依据，根据聚落的名称和特点大致将其分为三类：

自然地理环境的异化与聚落类型

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性特别强。秦巴山地良好的水资源为水旱兼作的农业方式提供了先天的条件。沿汉江走廊腹地一线分布了大大小小的好多盆地，它们都是由汉江及支流冲积而成的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流比降较小，沉积作用明显，河谷发育宽广，自古以来是秦巴山地重要的农业区，也是人类最主要的聚居区域。同时，沿汉江走廊腹地两侧的低山丘陵地区，为山前洪积扇形成的宽谷浅丘地带，由于汉江支流的下切运动，逐渐形成从平原向山地过度的台地，伴随着秦巴山地的资源开发，这里也成为了进入秦巴山地移民的主要的聚居区。

因此，从历史资料和现存的聚落名称来看，以这一区域地貌特征命名的聚落较多，如“川”，“坪”，“坝”，“河”等。而在走廊两侧的秦巴山区各县，如宁强、略阳、白河等地，“山地面积大，河流比降较大，沉积作用不明显，因而河谷两岸多发育面积不大呈带状分布的狭长河谷阶地，有时也称为宽谷坝子。这些河谷阶地土壤肥沃，地势相对较平坦，又接近水源，是山区最适合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地方。”

这里由于地质地貌的影响，阶地较小，资源承载力有限，聚落规模远没有汉江走廊地区聚落发达。对于这一区域的聚落命名也有以“川”，“坪’，”坝”来命名的，但也有以“沟”来命名的。当然，对于前者而言，主要用于命名那些相对规模较大且较为集中聚居的区域，如宁强的广坪镇、青木川镇以及青木川的东沟、西沟等这些区域。

与此同时，基于地域环境中地貌的异化，平原县如城固、洋县、汉阴和山区县如宁强、略阳、白河、紫阳，旬阳等在聚落的命名上也有区域的差异性，如对于“沟”命名山区县明显要多于平原县，而聚落规模也往往小于平原县。从调研的结果来看，聚落的选择往往基于交通方便的影响在“湾”、“河”、“溪”等离水较近的区域。明清以来，由于秦巴山地由于陆路交通很不发达，山地面积比重较大，因此，沿河谷地往往成为是进入秦巴山地移民的主要的聚集点，这些区域所在的地理上的优势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交流。

如安康地区，由于区域水运和陆路的发达和便捷，成为秦、荆楚和秦巴山地物质交流和中转的主要场所。其中以“河”命名的较多如蜀河、白河等地，这也反映出秦巴山地地貌特征和社会经济结合的一种反映。在以农业和经济作物为主模式下，水运交通也是限制和促进区域内部与外部交流的主要因素，由此，这也是这种聚落命名形式在秦巴山地也比较常见。

秦巴山区聚落的发展是长期的过程，特别是现在很多聚落的名称自明清以来延续至今。但聚落的规模自明清以来有一个快速成熟和发展的阶段。大量移民首选汉江走廊的河谷阶地和两侧的低山丘陵地区。其次，伴随着人口的剧增，走廊腹地盆地及两侧的低山丘陵环境容量有限，于是大量人口开始进入政府管理的难以顾及的中高山区垦荒，其中一些较为平坦的区域如“梁”、“坡”、“垭”“岭”等这些地方也逐渐成为新的聚集点。因此，明清后期以这种形式命名的聚落比较多，只是其规模和人口都比较小。

经济社会的影响与聚落类型

秦巴山区聚落的形成原因是多元的，除了自然地理环境的异化带来的聚落类型的差异以外，社会和经济对于聚落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明代以来的屯田政策。由于秦巴山地特殊区域位置，自古以来成为统治者战略考虑的重要地方，为了保证区域内军需的供给，明代以来采取了屯田政策，据明嘉靖《汉中府志》记载：汉中府设汉中卫，所属金州(治今安康)及勉县分别设有千户所各一个，专门对军屯进行管理。也就是说，按建制，汉中府至少有人驻防和屯田，而金州及勉县两地各自至少有人驻防屯田。

所谓“营”是对当时屯田军队驻地的一个专用称呼。后来这些军户退伍后就地入籍，而地名也就此留下来。如留坝厅、城固县清时有“江西营”和“湖广营”，就是来自江西、湖广等地的屯田兵士入籍定居后形成的聚落。今安康、汉阴月河川道也有“刘家营”、“鲁家营”、“谢家营”等。据研究这些聚落是明时军屯将领刘时春、鲁欢山、谢朝元等人屯田之所。

据资料和现存聚落名称的考察，这一类型的军屯用地主要集中在汉水走廊的腹地，这里良好的水资源和大面积的平原阶地为军粮的供给提供了现实的保证。当这些聚落形成以后，这些以“营”命名的聚落由于土地肥沃，水热资源良好也被后续的移民继承下来。逐渐成为秦巴山地的通名。

二、由商业和交通驿站延续下来的聚落名称。这些聚落大都位于交通要道，对商业和人口产生了强烈的集聚效应。如西乡的十里铺、勉县的青羊驿、汉中的河东店、新集，旬阳的蜀河、紫阳的瓦房店等等，尽管伴随着社会的演进和经济中心的迁移，这些地方已失去过去的功能，但这里的人口却定居下来，延续了聚落的存在。同时也可以看出，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使这一区域内这种命名方式和聚落类型的出现。

三、寨堡这种聚落类型的出现。秦巴山地地缘复杂，统治者往往无暇顾及，再加上历年战乱和移民的涌入，使得这一地区常常匪乱滋生。清代严如熤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记载:“坚壁之谋，均治寇良策，则行之确有成效。……自五年寨堡议行，民尽倚险结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因此，生活在此区域的人，特别是迁居在安康地区相对地形复杂，山高林深的地方，人们往往为了自保构筑寨堡，坚壁自安。

例如“移民较多的白河县，嘉庆年间白河县约有余户，寨堡聚落的户数占有总户数的37.7%。如果以每户5口的正常数计算，有些聚落的人口数已超过了人，其规模是比较大的。白河通县之民不过万户，欲保全邑生灵之命耳，教民作堡之法。实县系万山丛集，高低不齐，势难作堡。因查各地方山顶多有古寨，势甚险峻，择其有水者，中可容数千人或数百人，俱令因其旧址修筑。”对于这些寨堡的形成而言，既有村民的自发行为，也兼有政府的行政干预。但政府干预下构筑的寨堡多以杂姓聚居为主，主要利于统治阶级的管理。

宗族观念的传承与聚落类型

聚族而居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典型聚居方式，在秦巴山地区域内，这种以宗族为纽带，通过血缘关系聚居在一起的聚落也很常见。通常以姓氏+地理名词这种方式命名的较多，如安康卡子镇的张家大院、西乡的纪家院子、城固县的韩家巷以及赵家坝、屈家沟、贾家河等等。因为明清以来涌入秦巴山地的迁移人口，往往是以家族或者宗族为组织来进行迁徙的。组织内部主要依靠家规和血缘形成纽带，外部通过营造宗祠等建筑作为教化和活动的主要场所，这种方式既增强了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强化了家族的适应和生存能力。

在聚居点的选择，较大的家族由于整体的实力强，往往占据了中心汉江河谷及两侧川谷中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好的区域，如川、坝、坪等，而其它小规模的零散人口则不得不迁移到自然环境相对恶略的中高山区。因此，在走廊腹地沿汉江及其主要支流的盆地及河谷地区沿用这种名称的聚落较多，高山区的各县，这种命名方式的聚落就要相对少一些。如“南郑县个自然乡村聚落中，以姓氏开头命名的就有60个，占总数的39%。在严如熤编著的《汉南续修郡县志》卷7《坊表乡村》中记载城固县的43个乡村聚落中，以姓命名的有12个，占28%。城固县现有的乡村聚落中，以姓氏命名的就有个，占总数的37.6%。”

对于此类聚居模式，典型有以院落组合和寨堡两种具体的聚居形态。卡子镇的张家院子就是三个院落空间横向展开连在一起。对于寨堡而言。现在保留下来的较少，很多无以查证。如乾隆初年迁居汉阴的福建龙岩张氏，到光绪十一年，家族人口已由初来时的不到二百余人发展到数千人。为了维系这个庞大的家族，嘉庆初年分别在添水河北岸和相距二十余里的涧池铺以南的沙坝修筑了两座城堡，分别名为“永宁堡”和“福宁保”。

长沙吴氏乾隆二十一年迁居汉阴后，也在多处建立了堡寨。在调研的过程，发现存在几个大型家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的现象，如宁强县的青木川镇分别有赵、魏、瞿、等几大家族，分别占据不同的区域，根据自然地貌的不同分别叫赵家坝、魏家坝、瞿家沟。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祠堂，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轮流把持着对区域的统治权。事实上伴随社会转型，以宗族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已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虽然很多聚落也较好保存了下来，但内部的组织体系已不复存在，其聚落形态也随之发生着深刻得变革。

通过以上的分析，对于秦巴山地聚落的类别和形成原因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对于聚落的形成而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反映在聚落类型上往往是几个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地形地貌、地缘特征、社会经济、环境容量等等。简单的以名称对聚落进行划分，只是为了建立起对秦巴山地聚落类别的初步认知，并不能完全反映秦巴山地聚落形成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