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名故事武侯祠内种植的花木,每一种都

成都武侯祠拥有将近一千八百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年，即刘备惠陵建造之时。它原本只是刘备的“汉昭烈庙”，约在南北朝时，武侯祠迁到惠陵与汉昭烈庙旁边；明代蜀王朱椿又将惠陵、汉昭烈庙与武侯祠合并为一个整体，使其成为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

经过历代的破坏与修整，现今成都武侯祠的建筑主体为清代重建，大多花木也都栽种于清代及现当代。祠庙内的花木与建筑、文化精神意蕴有机融合，体现了独特的美。

成都武侯祠中花木的种类丰富多样，种植数量也各不相同，有柏树、桂树、桃树、黄葛树、柳树、榕树、枫树、槐树、竹子、香樟、银杏、荷花、玉兰、海棠、杜鹃、芙蓉、山茶、腊梅等种类，许多花木都包含着它们独特的意蕴，体现出儒家思想中君子比德的观念。

武侯祠内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柏树。《儒林公议》中记载“成都先主庙侧有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柏，系孔明手植，围数丈”，可见柏树最初是在修建刘备惠陵时栽种；杜甫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也可以看出唐代武侯祠内古柏依旧繁盛；后经战乱砍伐，武侯祠中古柏已所剩无几，但在祠内栽植柏树的传统却一直保留，清代，武侯祠中的柏树也有许多增补，“大规模植柏五次”。

柏树在成都武侯祠中长久地栽种、增补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武侯祠中有惠陵，在陵墓周围栽种柏树表达了对逝者的尊敬与怀念。陵墓祠堂被森森古柏所笼罩，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和崇高之感；古柏长青，就如逝者的品德与后世的怀念长存。

刘备仁德爱民，以仁立足，尊崇“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欲信大义于天下”是他奋斗的目标与动力，曹操南下荆州，刘备在撤离襄阳时，有十万百姓相随，使行军速度减慢，刘备不忍弃之：“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当时屠城杀降的历史背景下，对比于曹操屠戮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馀，泗水为之不流”、屠柳城“死者被野”；对比于孙权屠皖城“屠其城……徙其部曲三万余人”，刘备的爱民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才会被如此铭记。

以柏树之长青比于刘备仁德之长存，是以植物来象征精神，柏树的选择也体现了民间百姓最淳朴的希望；种植柏树，更烘托出了惠陵与祠堂仁厚庄重的精神气韵。

除了柏树，桂树与荷花这两种花木的选择也别有深意。诸葛亮殿的周围种植了大量的桂花树，每到金秋时分，桂花开放，丹桂飘香——寓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丹桂沁人肺腑的香气也蕴含着蜀地百姓对诸葛亮绵延千年的追思。

诸葛亮去世于农历八月廿八，正是桂花开放的时节；他遗命葬于定军山，其坟前便栽有两棵桂花树，至今犹存，勉县武侯墓也有“双桂流芬”“十里定军草木香”的匾联。丹桂之香气已成为诸葛亮声名远播、遗爱永存的象征。

史书记载诸葛亮去世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至今梁、益之民，咨述（诸葛）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爱戴他的民众不仅包括普通百姓，还有少数民族；不光包括他治理下的益州百姓，还有他屡次征伐地区（今陕西南部）的百姓。

对于这样长久不衰的怀念，唐代孙樵曾说：“其（诸葛亮）爱于民如此而久也。”千百年来，底层百姓最在意的是自己的生存状况如何，尤其是在乱世之中，若统治者能福泽当世，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好的生活，那百姓绝不会轻易淡忘。

诸葛亮做到了，他爱惜民力，“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他治理下的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调赋而国不知赋，军农并兴，若行无事”，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诸葛亮）在主观上的努力确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的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然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确是最有条理的一国。”

以桂花香甜清新、舒人肺腑的气息来象征丞相诸葛亮治蜀的贡献、寄托大家对于他长久不绝的怀念，再合适不过了。“高风亮节与天齐，蜀相遗骨万年香”，武侯祠内种植十里飘香的丹桂让人想起诸葛亮的美德，调动起欣赏者的嗅觉感官与思维联想，置身其中，更能体验到多种层面的美。

武侯祠内的荷花则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寓意，象征着诸葛亮高洁的品德。身处三国乱世，在夺权篡位等恶行频繁发生的时代，诸葛亮的作为可以说是一股清流，辅幼主而固疆土，“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莲花也象征着清廉的品行，诸葛亮虽身居高位却依旧廉俭奉公，不治家产，身死之日“内无馀帛，外无盈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令人敬佩。

莲花品性高洁，遗世独立，乃花中君子；武侯祠中植莲以喻人，可睹物思人；移情于物，意象优美，蕴意贴切。

成都武侯祠内花木种类的选择与祠堂所纪念人物的精神气韵极其契合，相互衬托，赋予花木以历史文化意蕴及精神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观赏者的审美情趣，使得花木之美不再停留于表象，更有深层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