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郭沫若发表了一篇文章,14个

年5月3日，郭沫若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整版专论文章《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文章提出：“应该大力压缩通用汉字的数量”，好些生僻字眼的地名，请把它们改换成同音的常用字。陕西带头改名，盩厔县改成周至县，郿县改成眉县，郃阳县改成合阳县，鄠县改成户县，雒南县改成洛南县，邠县改成彬县，鄜县改成富县，葭县改成佳县，沔县改成勉县，栒邑县改成旬邑县，洵阳县改成旬阳县，汧阳县改成千阳县，醴泉县改成礼泉县，商雒改名为商洛。简化汉字没有错，错在乱简滥简。六十年代陕西“改（县）名”，全国唯陕西典型，应与当时的领导和主管机关有直接关系，原因想必大家懂的。

对于改地名，有的人支持。因为文字存在的目的是传播，方便传播永远比恋古情怀重要多了，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活在现实中的，恋古崇古情怀的人是少数，外地人几个能知道鄠鄖雒皺蠡鬲顚鞪等陕西发音？按照郭老的想法，当时中国的识字率不够普及而做出的适当修改。郭沐诺的建议是对的，有些古地名字不好写，读音含义也不一定有现代美，当然也有一些改名比较失败的县市。文字是让人读写用的，不是为了显得有文化的。仅仅只用作地名的字，越少越好。

易经有简则易明，改成容易的字才是真正的有文化。就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一样，没有一个难认的字，但没人觉得这诗水平不高。汉赋一堆难认的字，能记得的有几篇？长安与西安一直就不是一个地方，古长安说的是长安城，而西安在元明时代改名而来，改的是京兆府（唐代叫法），原京兆府包含现在的西安、渭南、铜川、咸阳，长安与西安一直都是下级与上级关系，不存在改名这一说法。

在中国近代史上，改县名最多是中华民国时期，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一九一三年，国民三年，国民政府，把帝制时期的州府，一律改为县。全国何之万千为县，陕西省一九四四年把中部县改为黄陵县。中国的地名绝大多数都改过名，大部分都改过很多次，不必对改名耿耿于怀，古代改地名，很多是因为避讳，比如启封避汉景帝刘启的讳改名开封，龙渊避唐高祖李渊的讳改名龙泉，还有就是庆祝变更年号，比如绍兴，相比避讳这种理由，最起码方便书写利于扫盲这样的理由更进步。

对于郭沫若改地名的事件，不支持的人也很多。那个时候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简化汉字有利于汉字的普及，但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受到了损害，现在大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为了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建议恢复。改得好认了，是不假，但从当地历史的文明传播与溯源来讲，遗患很大。比如我的故乡扶风，既好认又有韵味（按今意解）。古意则为：匡扶京师，以正风化。事实上，这名字是从官职而来。西汉时，为了更好管理京师所在的关中地区，设立的三个官职中有一个叫：右扶风。后就把这个官职管理的区域就被称为扶风。朝代几经更迭，但仍保留至今。扶风，在西周可是京畿之地，出土了很多西周青铜器。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可以更改比如把注音符号改为拼音符号，只要拼读正确就行。汉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以字形表达字象，以字象表示字义，字形改变必然导致字不达义。“醴”和“礼”字形不同，两字的字象表达出不同的意义，强制以“礼”代替“醴”反而断了文化的根基，对历史文化产生了误解。急功近利思想使得陕西省十几个优美的专属古地名被改得面目全非、毫无文化含义，从而失去了古地名原有的文字含义，人为的历史悲哀。最近陕西省眉县要去县建市，那就必须要改回原来的古地名郿坞市。

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地名动不动就超过一千两千年甚至可以直溯商周超过三千年的历史，一个名字中可能包含了古代国名、水系、山脉、历史事件、等等无数历史内涵，结果你一个简化直接把这一切全部粗暴切断了，实在可惜，现在能恢复其中一些宝贵的地名实在是好事一件。那个年代一些如郭一样的大学者们，另一个方面也是最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一批人。好多事情都是轮回和螺旋上升，不能说当初这些大学者们目光短浅，毕竟我们是以后人的眼光在评判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