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汉中,很多人会想起《三国演义》,还以为它属于四川,其实它现在属于陕西省管辖。
到过汉中的外地人,会被这里悠久的历史文化、“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风景而惊艳,更会对这里的秦、蜀古风,兼有“五方杂处”的民俗风情而困惑。
为什么会出现对汉中的地理区位误会、有这些困惑呢?这与汉中社会的人文历史变迁,尤其是汉中历史上频繁、复杂的人口流动密切相关。
01汉中吸引人口迁入的自然条件
人口的迁移,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汉中的人口迁移现象,也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自然资源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其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汉中北依秦岭,南屏巴山,南面与四川毗连,西接甘肃,东面通往湖北。
汉中位于连接南北的接合部,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
在历史上,汉中多次是南北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地带,成为军事前线,战事频繁。
古代汉中是秦蜀之间栈道的交汇点、总枢纽,例如褒斜道、骆谷道、子午道、米仓道等栈道。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
这些栈道在古代长期是官方驿路,担负着沟通输送南北人员、商旅、货物往来的重要角色。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刻影响着汉中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活动。
汉中作为连接西南与西北的天然纽带,与北面的关中、南面的川蜀的地缘关系源远流长,人口流动密切,因而兼有秦、蜀风情。
曾到汉中游历过的北宋诗人陆游,对此总结为:“城郭秦风近,村墟蜀语参。”
历史上长期将汉中和四川北部地区融为一体,纳入同一个行政区管辖。
例如北宋时设置川峡四路,也是“四川”之名的来历,其中汉中隶属“西川路”管辖。
元代中统三年(年),设立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三年(年),将其分成陕西等处、四川等处两个行中书省。
为了加强对川蜀地区的控制,防止历史上蜀地多次割据、对抗中央王朝的现象发生,开始在汉中设置兴元路,由陕西行中书省管辖。从此,汉中脱离四川,归属陕西省管辖至今。
由此,更加彰显了汉中连接南北的战略区位特点。
其二,丰富、优越的自然资源。
汉中位于秦岭和巴山之间,中部为平原。
这里植被广袤,树木茂密,是长江最大支流汉水的发源地,水资源充足,水利工程修建较早,稻麦两熟,具有优越的农耕条件。
因而,汉中自古以来物产丰饶,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区,被誉为“西北小江南”、“天府之国”。
《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记载:
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全宋文》中记载汉中的农业状况:“平陆延裹,凡数百里,壤土衍沃,堰隶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川陆宽平,鱼稻丰美”,一派鱼米之乡景象。
这里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宜人的气候及自然环境,吸引着人口迁入、居住。
02汉中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活动成因及特点
在上述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汉中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活动比较频繁和复杂,周期律现象并非单一,而是呈现出多样化、不断起伏式的循环状态,迁入、迁出的人口流动现象都很显著。
这也导致了汉中的迁入人口来源复杂。
按照现代社会人口学理论,人口迁移类型可分为:生存型迁移、强制性迁移、开发型迁移、少数民族内迁和海外移民。
在政治、军事、强制性移民、流民、经济贸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这几种人口迁移类型在汉中历史上表现得都很突出。
夏商时期,汉中之地属于褒国(汉江以北)及古蜀国(汉江以南)。
夏商时期,羌族已迁入陕南,居于宁羌(今汉中市宁强县)一带,逐渐与汉族杂居融合至今。
秦汉时期,氐族分布于“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
《尚书·牧誓》中记载,武王伐商纣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加战争。这些氏族的活动区域就包括今汉中一带。
春秋战国时期,汉中是巴、蜀、苴、秦国、楚国激烈争夺的三角焦点地区。
三国时期,刘备和曹操在汉中激烈决战获胜,成就三分天下的蜀汉政权,随后诸葛亮以汉中为北伐的据点,六出祁山。
南宋时,汉中位于宋金对峙的前线,属于南宋三大战区之一;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南下,重兵攻克汉中,然后进入四川等等。
明代初期,在陕西设有军事10卫,其中有汉中卫、宁羌卫(在今汉中市宁强县)、沔县卫(在今汉中市勉县)。
作为军事重镇,尤其是南北对峙时,汉中往往处于战争前线,受战争波及较大,人口流动频繁。
例如军队在汉中屯兵、养兵、屯田,调集大量外地将士驻屯,安置留居。
战争过后,由于当地社会生产破坏、人口减耗情况严重,政府就招民垦荒,使其成为人口迁入区。
同时,由于汉中地处山区,交通比较闭塞,属于地旷人稀之区,需要开发。因而也成为罪犯的流放、安置地。
例如明代时,陕西巡抚马文升在《添风宪以抚流民疏》中奏称:
汉中府地方广阔,延袤千里,人民数少,出产甚多。”
明宣德二年(年),宣宗“命陕西、四川流徙迁徙罪囚,发汉中沔县为民。”沔县即今汉中市勉县。
当周边地区遇到战乱、灾荒、赋役繁重、瘟疫等时,汉中就成为人们理想的避难、谋生之地。
例如西汉高祖二年(前年),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朝廷“令民就食蜀、汉",让人们前往汉中、巴蜀解决温饱。
西晋“永嘉之乱”时,秦州人邓定等率饥民二千余家,流入汉中;襄阳人“李运、杨武等自襄阳将三千家入汉中,张光使居成固。”
两晋南北朝时,天下动荡,氏、羌、獠、蛮等大量少数民族入居汉中,仅獠人部族迁居川北、汉中的人口多达二十余万户。
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连续发生叛乱、战祸。唐德宗携皇室、大臣南逃至汉中避乱。后来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汉中、成都避乱。
明朝成化六年(年),陕西地方政府向朝廷奏报:
“陕西之地,可忧者有二,一则三边(省界边境)之虏寇,一则汉中之流民。……且汉中地处偏僻,在西南万山之中,为川蜀喉襟之地,而四方流民聚者不下数万。”
为此,建议朝廷设专员,“专治汉中流民……其有久住意愿且愿附籍(落户口)者,从(准)其附籍(落户);或从便安置之。”
在古代,朝廷将西南地区的大量茶叶,通过蜀道运往西北,与少数民族贸易换取马匹,从而形成了一条延续千年的茶马贸易之路。汉中就自然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
秦岭巴山生长有大量的野生中草药,加之本身就是产茶区,人们通过栈道、汉江水道运输贩卖至外地,进行商品贸易,从而在汉中形成了商品集散地和汇聚地。
03明末清初的“湖广填陕南”运动,刷新了汉中的人口格局
明末清初,由于大规模战乱、饥荒等原因,四川省及毗邻的陕西省南部一带,荒凉破败,人口稀少。同时,南方尤其是湖广地区也因战祸、灾荒不断,很多人流离失所。
于是,清廷采取优惠政策招徕移民和强迫迁移的政策,掀起了规模盛大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以鼓励移民开垦土地,发展社会生产,增加赋税。
其实,这次人口大迁移目的也是同时为了填补陕南的人口。只是由于四川是一个省、吸纳的人口数量庞大,陕南相对而言只是个小区域,因而被称之为“湖广填四川”。
这次人口迁移的大军中,以湖广行省(湖北、湖南省)人口最多,其次是客家移民。其余少量的涉及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山东、云南、贵州、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人口。
这次人口大迁移浪潮,使得四川省及陕南的人口直线上升,大大刷新、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和格局。
据各种文献资料,从乾隆至道光的百年间,当地接纳了大量移民安家立业,在当地总人口的比例高达80-90%。成为"土著之民十无一、二","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移民区。
经过这次人口大迁入之后的汉中,南北汇萃,东西交融加深,“五方杂处”的特征更加突出。
04汉中人口“五方杂处”的特征表现
这个特征,在今天汉中市所辖的11个县(区)的民族、方言、风俗等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目前汉中市户籍总人口为.65万人,主体民族为汉族,其余有回族、苗族、羌族、蒙古族、壮族、土家族、朝鲜族、白族、彝族、侗族、藏族、畲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交汇杂居。
在方言方面,汉中的方言从学术上归为西南官话,但是从民间大致可分为关中话、四川话两大流派。
例如洋县、佛坪县的方言受关中话影响明显,在汉中市独树一帜;而其余县区的方言,则受四川话影响明显。
然而,他们的方言与标准的关中话、四川话有很大差别,因为也同时受到了来自其它地区移民的方言渗透影响。
传统民居方面,汉中既有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也有南方特色的竹木房、吊脚楼等。
在民俗风情方面,既有古秦之遗风,也有川蜀、荆楚之古俗。
例如戏曲方面,既流行秦腔,也有汉水流域语音特色的汉调桄桄,秦巴山区的山歌,与湖北汉调戏相似的汉调二簧,有荆楚巫风的端公戏等。
饮食口味方面,汉中物产丰饶,稻麦两熟,是鱼米之乡,因而面食、米饭皆有,偏重于川蜀麻辣味,但是也有清淡、杂食之风。
例如独具特色的汉中凉皮,既有面皮也有米皮,可调味为麻辣也可清淡,可以蒸、煮、炒烩、油炸食用等。
这些融合四面八方特色的纷繁的民俗风情,折射出了汉中社会的人文历史变迁,主要根源则与汉中历史上频繁、复杂的人口流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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