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秦蜀栈道和秦直道修筑的军事因素

秦蜀栈道是结合“关中一汉中一巴蜀”地理环境，因地制宜而修筑的。对秦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栈道的起源

栈，按《说文解字》释之为“栈，棚也。竹木之车曰栈。从木，戈声。”颜师古注《汉书》称“栈即阁也，在谓之阁道，盖架木为之。”而对于栈道，顾祖禹给出了解释为“缘坡岭行，有缺处，以木续之成道，如木然，所谓栈道也”即人们为了在深山峡谷通行道路，上面横铺木板或石板，以便行人和通车，这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一大发明。

栈道作为一种特殊的道路交通方式，一般沿山脊开路，没有设栈道的必要，而从栈道工程看，没有铁工具也是难以施行的。栈道应出现在战国时期，这与史书记载当时‘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相吻合”将栈道修筑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规模性交通活动视之，关于战国时期兴建的这种推断，也应和了历史记载中最早的栈道，褒斜道、金牛道的开凿时间。

秦蜀栈道的概况

栈道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分布，但“典型的木栈主要分布在四川、陕西、云南、贵州、西藏、甘肃等省区，而其中以四川、陕西两省分布最广，规模最大”“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即指今川陕两省。

蜀道开通早已有之，巴蜀与内地尤其是关中地区联系历史很久远，彼此的交流记载也多见史籍，从正史记载，三代时蜀和关中就已相通。《竹书纪年》记“冬十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鬃、微、卢、彭、蹼从周师伐殷。”可见在周武王发动推翻商封王的战争中，周的军队中就有来自今四川的“蜀、鬃、微”等族人。

虽交流历史久远，但直到战国时期，出川之道仍是异常艰难，而且蜀国之东、南、西通向多是落后之地，在当时的地位并不重要，唯有东北方向，连接着最先进发达的中原文明。所以战国时期秦蜀间开辟的栈道，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显得异常醒目。秦蜀栈道，有“北栈”和“南栈”两条，是联结关中、汉中和巴蜀的古道。“北栈”是指褒斜道，“因有褒斜两水发源于秦岭太白县衙崖山，南流入汉水者为褒水，北流入渭水者为斜水。

古道沿二水河谷而行，南口名“褒谷”，在陕西汉中市;北口名“斜谷”，在陕西眉县，故以二水名名之”。“南栈”是指金牛道，“是从陕西汉中勉县向西南行，越过今宁强县、七盘关，至四川北部广元的朝天骚，进入嘉陵江谷地，通向广元西南的剑门关，全长公里”。这两条栈道南北相接构成了由关中入蜀的交通要道。

秦蜀栈道兴建的军事因素

蜀地被群山环绕，关中与四川之间，横亘着东西绵延千里、南北宽裹数百里的秦岭山脉，山川险阻，道路交通极为不便。但这山水盘护，关隘重锁的独守之国，从军事地理角度形象的概括说明了古蜀国的区位价值。司马错占蜀伐楚的主张，与秦惠文王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一战略规划因而被用之。巴蜀地区，成为了秦国为完成统一而必取的大后方基地。

然蜀道之难也是笼罩在秦惠文王头上的一个巨大阴影，他知道要出兵伐蜀，必须要清除山高水险交通曲折不便，这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天然屏障。“北栈”褒斜道从零散记载中可知从商末至战国中期，它已是山谷中的一条羊肠小道。但如何使其修整为可行军瑙重的道路形式，并将其延伸至巴蜀腹地?时至今日看来，在现代交通方式产生之前，栈道无疑是平直近捷的交通设施。而且“史书上记载当时中国西南许多地区属于新构造带，河谷深切岩层分布而裸露，再加上历史时期西南河谷地区森林众多，这些为栈道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石基和栈木”这使得栈道产生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北栈”褒斜道，在秦惠文王伐蜀以前，进入官府组织开凿阶段，在原来古道的基础上逢山开路，凿孔架栈，“组织人力在旧路基础上进行拓宽整平施工，并在悬崖峭壁之处，首次架设栈道”。把该道扩修成了可令大军轴重通行的栈道形式。但关于“南栈”金牛道，在当时生产力条件还很低下情况下，要想在绝壁沟壑间重新凿石筑路，不仅工程艰险耗资巨大，而且势必会引起蜀国防备与侵扰。

为此秦人心生一计，即“石牛粪金、五丁开道”。关于秦惠文王时修筑道路一事，历史上曾流传着一个神话，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华阳国志》、《水经注》、《括地志》均有记载。故事顾然不为信史，但虽看似无稽之谈，会心读来却也能发现一些隐匿于其后的真实，至少可知，能够行军的秦蜀栈道在此时是被打通了。

秦蜀栈道兴建的战略意义

正如唐朝诗人雍陶所谓“乱峰碎石金牛路，过客应骑铁马行。”石牛道的建成，使当时的秦蜀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公元前年，在这条贯通秦间的黄金通道刚建成不久，秦国便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闪击芒王国。“蜀王自于蔑萌关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

周慎王五年秋，秦国出军伐蜀，是年“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直与巴。自秦出兵伐蜀至吞并整个四川盆地，其间仅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这一议得益于秦蜀栈道的修筑。而且“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发生在汉中和四川的战崔或由汉中方向进取关中，进军路线除故道外，一般都取道褒斜。据不完全统示两汉时有一次，三国时有三次，五代时有一次，宋金战争中有一次，宋元战争有二次，明朝初年有一次。”说明褒斜道是一条历代兵家必争的军事交通要元。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秦得巴蜀，还有更为深远之意义，即可以制约、削弱强楚，“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秦取得巴蜀后，诚如苏秦所说“秦必起两场，一场出武;一军下黔中，则都郑动矣”。

北御匈奴与秦直道的修建

秦在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和国家的统一，建成了以国都咸阳为中心，通全国各个重要地区，纵横交错的驰道网。与此同时一条全新的“战备高速路”秦直道也崛起于秦帝国北边。

秦直道的修筑

秦直道是秦始皇时期蒙恬所督建而成，南起咸阳军事要地云阳甘泉宫(陕淳化县北)，北至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全长多公里，因其道路南!北口大体相对，又南北相直，故称直道。学者多认为秦直道修建共历时两年，建成于公元前年。

秦直道修筑的军事因素

关于秦直道具体走向，史学界尚未有定论，路线主要有史念海和王开的两种代表性观点。虽然两种线路有很大分歧，但都确定秦直道是延展于子午岭之上的。子午岭沿途山峦起伏，山势雄伟，岭谷交织，高差悬殊，受地形影响和经长期的流水侵蚀，地面被切割得十分破碎，在此施工困难重重。史念海先生曾指出，“秦朝统一这一地区之后一年内外光景，就要辨明地形，选定线路，也确是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选线不易，施工更难。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单说在遍地森林的子午岭端剪除丛生在路基上的树木，也非易事!”整个直道的修筑“堑山埋谷”，工程相当繁杂艰巨。据王子今先生估算:“以最保守的数字大略长度公里，平均宽度50米，夯土路基厚50厘米计，秦直道的夯土土方量大约万立方米”秦直道穿越子午岭巅峰之上，地形复杂、地理环境恶劣，工程艰难浩大。

据史书记载，早在秦始皇修筑直道之前，赵武灵王就曾由九原南下秦国，可见由甘泉北出到九原的通道早己存在了，恐怕不止一条，会有很多分支。道路古己有之，且穿越地区既非地势平坦地区又非商贸经济发达之地，全然不符合一般道路交通修筑基本原则。秦之所以依然投入巨大力量另辟穿梭于子午岭之上的直道，在道路选址与质量上更多是基于军事的需求。

从道路选址上看，直道南起甘泉，北接九原，直穿子午岭，是联系长城南北战区和秦王朝中枢所在地最便利的军事交通路线，有着“南卫关辅，北御羌戎”的显赫军事战略地位。子午岭主脉及两侧的支脉呈南北走向，其间的河谷大道:延川道和马莲河道，也是贯通南北，且水草丰盛，地势平坦，是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为有效控制这两条河谷大道，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直道便应运而生。直道经鄂尔多斯草原后进入子午岭后，沿子午岭主脉由北向南，直至咸阳附近的军事重地甘泉山。

而且从地理形势上看，子午岭绵延多公里，山势雄伟，山区面积广，支岭较多，直接穿越山岭不仅道路距离最短，以高御低也可以更好的控制附近交通，以达到御敌之目的。秦直道与马莲河道、延川道东西呼应，扼控着这东西两侧的河谷大道，由此构筑起一个以高质便捷的直道为柱，并行南北的延川道、马莲河道为辅，东西走向的道路为链，纵横交错的交通网。

从工程质量而言，直道开通之前，在甘泉北面游牧民族控制区域内，道路更多地是满足于骑行或步行。而直道作为一条固定的战略通道，除了步、骑之外，更多的还要满足车行的需要。因而，在道路质量要求上，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道路。相对于步骑对道路质量要求，行车要求明显要高。为了便利车辆通行，直道堑山湮谷减小道路的坡度并采用夯土技术加固了路基。秦始皇之所以把直道按照可以通车的高质量标准修筑，也正是缘于秦王朝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需要确保供应线畅通无阻，以保证源源不断的输送粮草。

现代考古还发现秦直道不仅自身工程浩大，并伴有大量的附属设施。“南北走向的秦直道，沿线至少有十个古关或障塞，并且有东、西古道，东通上郡、西通北地郡各县城。”在现今的考古资料中，直道沿线已发现了多处关卡、骚站、烽隧等军事功用辅助设施。这样直道既能满足如当地民谣所说“郡郡通直道，县县送粮草”的粮草运输，又有机构成“一方有变，八方驰援”的军队机动防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