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张国焘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张国焘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了鄂豫皖苏区，又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年11月，张国焘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去鄂豫皖后，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在苏区主持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
年10月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
02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徐帅提出怎样的作战计划？这可是大手笔
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航道。1月20日，中央红军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拟从泸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转移。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强渡嘉陵江，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渡江作战。
在张国焘接到中央的电报前，红四方面军曾就有过“川陕甘计划”。这一计划是徐向前提出来的，即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
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的着眼点在于：
第一，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很可能袖手旁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着棋。
第二，文、武、成、康地区位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人口不少，也较富庶，利于红军解决物资和兵员问题，也有利于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依托老区，向川陕甘边发展，进退自如，回旋余地大，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会上，徐向前充满信心地说：“我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3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搞掉胡宗南，我们的武器弹药就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新的‘会剿’就好得多了。”
会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均认同徐向前的分析判断，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计划，表示赞同。会后，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整训，但计划一直没有执行。就在此时，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渡江的电报到了张国焘的手中。
张国焘接到中央电报后，认为事关重大，与陈昌浩、徐向前商议，当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
2月初，徐向前率军回川陕苏区后，出席了在旺苍坝召开红四方面军总部会议，讨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问题。
会上，大家讨论激烈，一时半刻想不出好办法来。原因有三个：
一方面苍溪、阆中、南部处嘉陵江中游，江阔水深，邓锡侯、田颂尧两军几十个团筑垒防守对岩，红军又没有渡河船只，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做准备，根本难以完成渡江西进的任务。
另一方面是川陕苏区的东部、南部有刘湘、杨森等部共多个团的配置，如果在红军主力渡江作战的时候，川军却乘虚进击的话，川陕苏区就有完全丧失的危险。
再则就是像四川那样的地形，山险路隘，派出少部兵力进行无后方作战，凶多吉少。
张国焘说：
“中革军委要求我们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北进，看来中央方面处境已相当艰难，我们若主力西渡嘉陵江，则要离开川陕根据地了。”
而徐向前却不同意他的看法，献出妙计：
“我们渡江，昭化以北较容易，可渡江之后向南发展，将遇剑门之险，若从昭化南渡江，江阔水深，且有敌重兵把守，渡江亦难。如今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到达了镇安、南田、商县一带，陕军孙蔚如正调兵‘围剿’，我们不如出兵打陕军、迷惑和调动敌军，一方面接应红二十五军，一方面创造渡江的时机。”
陈昌浩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会议决定：收缩东线部队，一方面做积极渡江准备，一方面集中部分主力出陕南，执行“川陕甘计划”。
会后，红四方面军一面投入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准备工作，由总部工兵营与三十一军大力收集造船材料，极为隐蔽进行造船，并进行强渡江河的训练；一面派一部兵力进击陕南，接应红二十五军，并迷惑和调动沿江的守敌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带渡江创造战机。
2月3日，徐向前亲自率领12个团的兵力突袭陕南，10多天内，势如破竹般攻占了宁羌、勉县和阳平关等镇，歼灭敌人4个团，敌团长以下余均被俘虏。蒋介石命胡宗南部丁德隆旅调阳平关地区；邓锡侯部的5个江防团接手广昭的防务；国民党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等师，向川陕边境增援。
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达到了虚晃一枪、调动敌人的基本目的后，急速回师川北，拟从嘉陵江中段渡江西进。
正当徐向前指挥广昭战役之际，中央红军已离开遵义，向赤水城前进。
关于西渡嘉陵江及其之后红四方面军实行“川陕甘计划”的行动，显然张国焘和徐向前有不同的想法。
张国焘也同意“川陕甘计划”，张国焘认为：由于刘湘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川陕苏区已不可能再守，红四方面军究竟应该去哪里呢？也许“川陕甘计划”可以寻找一个新的去向。
很明显，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则是为了发展和保卫川陕苏区，张国焘同意“川陕甘计划”则是为了创造条件“放弃”川陕苏区，寻找新的“落脚点”。
徐向前从陕南率军回师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
徐向前认为：机不可失，红军趁势从嘉陵江中游西渡，就可以实现“川陕甘计划”。眼下中央红军虽暂时放弃了向川西转移的计划，但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已达到调动敌人北向的目的，同时东线在敌人进逼下，已放弃了城口、万源等地，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机关也转移到南江地区。况且，红四方面军渡江也便于下一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渡江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随后分工，由徐向前制订战役计划；东线红军加快收缩，向嘉陵江东岸集中。
根据敌情和地形，主要渡江突破地段选在哪里为好呢？
从江防上看，里的嘉陵江防线上，川军共部署了53个团，防守上游广元以北的朝天驿至射箭河一线是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的21个团，昭化以南的射箭河至南部的新政坝一线则由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共32个团防守。
嘉陵江由北而来，在四川仓溪以上，由于两岸峭壁林立，江面狭窄，江水咆哮奔腾。而仓溪至阆中一段，江面开阔，东岸塔子山可俯视西岸，便于发扬火力，西岸滩头平坦，便于集兵。
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最后审定渡江地点是有可能的。实际上渡江地点是徐向前率参谋人员亲自实地踏勘后定下来的，主要地点就定在仓溪附近的塔子山。
徐向前回忆说：“江面宽阔，敌意想不到红军会从这里渡江。敌兵力配置单薄，防守亦较疏懈。”
战后，田颂尧也不得不承认：“共军竟乘虚进攻，真可谓善于选择弱点。”
徐向前的计划是：
重点突破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以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从塔子山强行突破后即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三十一军消灭该地守敌；
以三十一军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嘴渡江，直插剑门关，进而向广元、昭化进攻，负责承担保障右翼安全的任务；
以九军从阆中以北附近的江面渡江，一部协同三十军向北进攻，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之敌，负责保障左翼安全的任务；
四军为第二梯队，接第一梯队。在苍溪地区进行渡江，主力部队则瞄准时机向梓潼方向发展；四方面军炮兵营在塔子山上掩护三十军强渡。
兵力部署确定之后，各部队据此进行备战，层层深入开展政治动员，大力开展河川战斗的训练。根据地人民和红四方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还制造出了可以同时运载3个团的船只，用毛竹扎出了3座浮桥。
3月28日黄昏，渡江战役打响。张国焘、徐向前将指挥部设在塔子山。各部队按预定计划推进至嘉陵江滨。
渡江命令下达后，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的两个营和四方面军总部教导营的木战船如百舸争流，直冲对岸。临近对岸之际，为敌发觉，敌人用猛烈的火力阻挡红军前进。
在此万分紧急时刻，王树声指挥的炮兵发出威力，用密集的火力掩护红军从左、右两侧插入敌阵，随后巩固了滩头阵地。
大量后续部队通过竹扎浮桥冲过了对岸。在拂晓时刻完全强渡成功。敌军败退，红军乘胜追击，一天就推进了70多里。敌人经营多年、自夸天堑的嘉陵江防线此刻全线崩溃。
红四方面军的左、中、右三路纵队胜利渡江后，左翼的九军和四军一部，一路势如破竹连克阆中、南部两城，然后向北挺进，抵达了思衣场地区；
中路的三十军和九军一部则攻占了所谓“易守难攻”的剑阁；
右翼的三十一军直逼剑门关。徐向前在中路指挥，到达剑阁之后，命令副总指挥王树声马上率领八十八师连夜向剑门关疾速挺进，与右翼三十一军一部会师，快速抢占这一代的险关要隘，这也是敌人整个江防部署的战略支撑点，夺取之后为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有知道剑门关自古以来，就以险要地形而著称，三国时期的姜维卡住剑门关，钟会几十万大军就无可奈何，要不是邓艾偷袭成功，三国史就可能改写，因此“剑门关”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那里的地形特点是南攻容易北攻难。北面山岩削立，山势险峻，的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条件；南面的地势由低而高，坡度较大，容易进击。东西两侧是川军的现有重点防守区域，红军一旦攻占即可对剑门关形成从东、西、南三面夹击的态势。
4月2日中午，王树声命令部队发起攻击，经激战后攻占了东西两侧的制高点，尔后全力攻关，仅半日时间即解决战斗，全歼守军3个团。接着，红军又乘胜推进，攻占了昭化。
至4月17日，红军占领中坝，次日再克彰明。至此，嘉陵江战役降下了帷幕。红军自3月28日渡过嘉陵江，连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北川等9座城镇，歼灭敌军12个团，1万余人，攻占了纵横二三百里从嘉陵江至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
这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江作战，在整个红军战史上，也只有一方面军横渡湘江之战可与之媲美。两次战役都十分壮观，湘江战役更多的是悲壮，而嘉陵江之战则豪迈雄壮。也是徐帅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大手笔。
红四方面军的胜利，震惊了蒋介石，他对左右说：
“朱毛匪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消灭，贺肖匪流窜湘鄂边界，实力最弱，只有徐匪一股在川北，极为猖獗，我当以全力扑之。决不容许朱毛与徐匪会合。”
蒋介石派驻重庆“会剿”红军的“参谋团”也判断红军“企图以江油、彰明为新根据地；因江油、中坝两地，给养便利，既可进扰川西，又能退据川甘边区，即再向东窜，亦属自如。”
当下，蒋介石派刘湘嫡系王缵绪部13个旅为右路纵队，令邓锡侯、孙震各一部为左路纵队，令胡宗南南下青川、平武配合，令唐式遵、李家钰部阻止红军南下，拟将红军渡江部队与川陕苏区的联系切断。
徐向前向张国焘提出，此时声南击北，北出甘南，将来不及调整防御的胡宗南部围歼在几个孤立据点，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为此，他兴致勃勃地拟出了作战计划，准备集结主力向北迂回，抄胡宗南的后路。令人气恼的是，徐向前不断打电报给张国焘，可是张国焘患得患失，迟迟下不了决心。
03胜利之后，张国焘却产生了另一种想法
正当徐向前用电报不断详告张国焘，继续实施“川陕甘计划”时，张国焘想的却并不是早进击甘南，而是已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在嘉陵江边指挥“大搬家”。
残阳如血，苍山如海。波光粼粼的嘉陵江上，上百只船满载笨重的机器往西岸行驶着，东岸边上，各种物资仍然堆积如山，长长的队伍、黑压压的人群源源不断地涌向岸边，登上渡船，跨上浮桥，进到西岸。长长的队伍是撤出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黑压压的人群是尾随红四方面军的苏区老百姓，许多是红军战士的家属，他们希望随着红军走，红军到哪他们也到哪。
但是在张国焘的心里，认为川陕根据地已经没法坚持下去了。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革命的形势在消退。他消极地看到：中央苏区丢了，湘鄂西、鄂豫皖苏区也丢了，内心怀疑是不是川陕苏区太靠前了呢？所以，张国焘脑海里产生了另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应该反苏维埃区域向西边再退一步，寻找新的地盘，应该到川西甚至于西康去建立根据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到后来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不愿意北上的原因之一吧！
徐向前率红军在嘉陵江战役取得胜利，使张国焘毅然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当徐向前来电要求继续执行“川陕甘计划”时，张国焘苦笑着想：川陕已经名存实亡，川陕已经没有了，何来川陕甘？
张国焘没有用他放弃川陕苏区的想法去说服前线将领。事实上，由于红四方面军各主要领导人分散在各个战略点上，找回来开会和往来商议几乎都不可能。急速变化的局势，前途难料的悲观，也使他不好怎么去解释，也无法解释。
就这样，张国焘悄悄地下了命令：所有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机关、学校、工厂等统统撤离苏区，向嘉陵江以西大搬家。
当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时，红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甚至是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永远放弃了那曾经战斗过的川陕苏区。他们都仍以为川陕根据地还存在，过嘉陵江只是为了扩大苏区。
04徐帅为会师做的准备工作
年5月中旬，在茂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接到了红一方面军巧渡金沙江的电报。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陈昌浩主持。
陈昌浩拿着一份电文，说：“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正向川康边北进，两军会师，指日可待。”
两军会师，四方面军派李先念去接应一方面军。
于是在这个崇山峻岭、地广人稀的偏僻地区，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在大力筹集为中央红军准备的各种物品。
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暖夜寒，御寒保暖是第一件大事。红四方面军男男女女都去筹集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还有几千人涌上附近一座含有盐分的大山上，采取石头，熬成盐巴。
徐向前则根据他西征行军转战的经验，认为战争中
“炊具容易丢，伙夫不够用，如果部队经常无法开饭，就会直接影响部队的行军和作战。在转战中的一方面军，一定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提议“应该从各部抽调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和炊具，与八十八师一起行动，会师后马上将他们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的大问题”。
在一些重要地点，总部分别设立了粮站，专门积蓄粮食、盐巴、草鞋，等待着中央红军到来。
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激动心情，洋溢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总部机关还是连队，地方政府还是人民群众，都在为迎接中央红军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
“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号召，成了鼓舞部队的巨大动力，沿途写的许多宣传标语，都突出了准备会师的内容。
这才有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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