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汉中,为什么既有秦蜀古风,兼有五

说到汉中，很多人会想起《三国演义》，还以为它属于四川，其实它现在属于陕西省管辖。

到过汉中的外地人，会被这里悠久的历史文化、“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风景而惊艳，更会对这里的秦、蜀古风，兼有“五方杂处”的民俗风情而困惑。

为什么会出现对汉中的地理区位误会、有这些困惑呢？这与汉中社会的人文历史变迁，尤其是汉中历史上频繁、复杂的人口流动密切相关。

01汉中吸引人口迁入的自然条件

人口的迁移，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汉中的人口迁移现象，也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自然资源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其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汉中北依秦岭，南屏巴山，南面与四川毗连，西接甘肃，东面通往湖北。

汉中位于连接南北的接合部，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

在历史上，汉中多次是南北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地带，成为军事前线，战事频繁。

古代汉中是秦蜀之间栈道的交汇点、总枢纽，例如褒斜道、骆谷道、子午道、米仓道等栈道。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

这些栈道在古代长期是官方驿路，担负着沟通输送南北人员、商旅、货物往来的重要角色。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刻影响着汉中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活动。

汉中作为连接西南与西北的天然纽带，与北面的关中、南面的川蜀的地缘关系源远流长，人口流动密切，因而兼有秦、蜀风情。

曾到汉中游历过的北宋诗人陆游，对此总结为：“城郭秦风近，村墟蜀语参。”

历史上长期将汉中和四川北部地区融为一体，纳入同一个行政区管辖。

例如北宋时设置川峡四路，也是“四川”之名的来历，其中汉中隶属“西川路”管辖。

元代中统三年（年），设立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三年（年），将其分成陕西等处、四川等处两个行中书省。

为了加强对川蜀地区的控制，防止历史上蜀地多次割据、对抗中央王朝的现象发生，开始在汉中设置兴元路，由陕西行中书省管辖。从此，汉中脱离四川，归属陕西省管辖至今。

由此，更加彰显了汉中连接南北的战略区位特点。

其二，丰富、优越的自然资源。

汉中位于秦岭和巴山之间，中部为平原。

这里植被广袤，树木茂密，是长江最大支流汉水的发源地，水资源充足，水利工程修建较早，稻麦两熟，具有优越的农耕条件。

因而，汉中自古以来物产丰饶，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区，被誉为“西北小江南”、“天府之国”。

《华阳国志·汉中志》中记载：

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全宋文》中记载汉中的农业状况：“平陆延裹，凡数百里，壤土衍沃，堰隶棋布，桑麻粳稻之富引望不及”，“川陆宽平，鱼稻丰美”，一派鱼米之乡景象。

这里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宜人的气候及自然环境，吸引着人口迁入、居住。

02汉中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活动成因及特点

在上述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汉中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活动比较频繁和复杂，周期律现象并非单一，而是呈现出多样化、不断起伏式的循环状态，迁入、迁出的人口流动现象都很显著。

这也导致了汉中的迁入人口来源复杂。

按照现代社会人口学理论，人口迁移类型可分为：生存型迁移、强制性迁移、开发型迁移、少数民族内迁和海外移民。

在政治、军事、强制性移民、流民、经济贸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这几种人口迁移类型在汉中历史上表现得都很突出。

夏商时期，汉中之地属于褒国（汉江以北）及古蜀国（汉江以南）。

夏商时期，羌族已迁入陕南，居于宁羌（今汉中市宁强县）一带，逐渐与汉族杂居融合至今。

秦汉时期，氐族分布于“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

《尚书·牧誓》中记载，武王伐商纣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加战争。这些氏族的活动区域就包括今汉中一带。

春秋战国时期，汉中是巴、蜀、苴、秦国、楚国激烈争夺的三角焦点地区。

三国时期，刘备和曹操在汉中激烈决战获胜，成就三分天下的蜀汉政权，随后诸葛亮以汉中为北伐的据点，六出祁山。

南宋时，汉中位于宋金对峙的前线，属于南宋三大战区之一；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南下，重兵攻克汉中，然后进入四川等等。

明代初期，在陕西设有军事10卫，其中有汉中卫、宁羌卫（在今汉中市宁强县）、沔县卫（在今汉中市勉县）。

作为军事重镇，尤其是南北对峙时，汉中往往处于战争前线，受战争波及较大，人口流动频繁。

例如军队在汉中屯兵、养兵、屯田，调集大量外地将士驻屯，安置留居。

战争过后，由于当地社会生产破坏、人口减耗情况严重，政府就招民垦荒，使其成为人口迁入区。

同时，由于汉中地处山区，交通比较闭塞，属于地旷人稀之区，需要开发。因而也成为罪犯的流放、安置地。

例如明代时，陕西巡抚马文升在《添风宪以抚流民疏》中奏称：

汉中府地方广阔，延袤千里，人民数少，出产甚多。”

明宣德二年（年），宣宗“命陕西、四川流徙迁徙罪囚，发汉中沔县为民。”沔县即今汉中市勉县。

当周边地区遇到战乱、灾荒、赋役繁重、瘟疫等时，汉中就成为人们理想的避难、谋生之地。

例如西汉高祖二年(前年)，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朝廷“令民就食蜀、汉"，让人们前往汉中、巴蜀解决温饱。

西晋“永嘉之乱”时，秦州人邓定等率饥民二千余家，流入汉中；襄阳人“李运、杨武等自襄阳将三千家入汉中，张光使居成固。”

两晋南北朝时，天下动荡，氏、羌、獠、蛮等大量少数民族入居汉中，仅獠人部族迁居川北、汉中的人口多达二十余万户。

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连续发生叛乱、战祸。唐德宗携皇室、大臣南逃至汉中避乱。后来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汉中、成都避乱。

明朝成化六年（年），陕西地方政府向朝廷奏报：

“陕西之地，可忧者有二，一则三边（省界边境）之虏寇，一则汉中之流民。……且汉中地处偏僻，在西南万山之中，为川蜀喉襟之地，而四方流民聚者不下数万。”

为此,建议朝廷设专员，“专治汉中流民……其有久住意愿且愿附籍（落户口）者，从（准）其附籍（落户）；或从便安置之。”

在古代，朝廷将西南地区的大量茶叶，通过蜀道运往西北，与少数民族贸易换取马匹，从而形成了一条延续千年的茶马贸易之路。汉中就自然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

秦岭巴山生长有大量的野生中草药，加之本身就是产茶区，人们通过栈道、汉江水道运输贩卖至外地，进行商品贸易，从而在汉中形成了商品集散地和汇聚地。

03明末清初的“湖广填陕南”运动，刷新了汉中的人口格局

明末清初，由于大规模战乱、饥荒等原因，四川省及毗邻的陕西省南部一带，荒凉破败，人口稀少。同时，南方尤其是湖广地区也因战祸、灾荒不断，很多人流离失所。

于是，清廷采取优惠政策招徕移民和强迫迁移的政策，掀起了规模盛大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以鼓励移民开垦土地，发展社会生产，增加赋税。

其实，这次人口大迁移目的也是同时为了填补陕南的人口。只是由于四川是一个省、吸纳的人口数量庞大，陕南相对而言只是个小区域，因而被称之为“湖广填四川”。

这次人口迁移的大军中，以湖广行省（湖北、湖南省）人口最多，其次是客家移民。其余少量的涉及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山东、云南、贵州、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人口。

这次人口大迁移浪潮，使得四川省及陕南的人口直线上升，大大刷新、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成分和格局。

据各种文献资料，从乾隆至道光的百年间，当地接纳了大量移民安家立业，在当地总人口的比例高达80-90%。成为"土著之民十无一、二"，"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移民区。

经过这次人口大迁入之后的汉中，南北汇萃，东西交融加深，“五方杂处”的特征更加突出。

04汉中人口“五方杂处”的特征表现

这个特征，在今天汉中市所辖的11个县（区）的民族、方言、风俗等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目前汉中市户籍总人口为.65万人，主体民族为汉族，其余有回族、苗族、羌族、蒙古族、壮族、土家族、朝鲜族、白族、彝族、侗族、藏族、畲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交汇杂居。

在方言方面，汉中的方言从学术上归为西南官话，但是从民间大致可分为关中话、四川话两大流派。

例如洋县、佛坪县的方言受关中话影响明显，在汉中市独树一帜；而其余县区的方言，则受四川话影响明显。

然而，他们的方言与标准的关中话、四川话有很大差别，因为也同时受到了来自其它地区移民的方言渗透影响。

传统民居方面，汉中既有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也有南方特色的竹木房、吊脚楼等。

在民俗风情方面，既有古秦之遗风，也有川蜀、荆楚之古俗。

例如戏曲方面，既流行秦腔，也有汉水流域语音特色的汉调桄桄，秦巴山区的山歌，与湖北汉调戏相似的汉调二簧，有荆楚巫风的端公戏等。

饮食口味方面，汉中物产丰饶，稻麦两熟，是鱼米之乡，因而面食、米饭皆有，偏重于川蜀麻辣味，但是也有清淡、杂食之风。

例如独具特色的汉中凉皮，既有面皮也有米皮，可调味为麻辣也可清淡，可以蒸、煮、炒烩、油炸食用等。

这些融合四面八方特色的纷繁的民俗风情，折射出了汉中社会的人文历史变迁，主要根源则与汉中历史上频繁、复杂的人口流动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