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期，课本中有两篇以忠、孝著称的文章。忠为诸葛亮的《出师表》，孝为李密的《陈情表》。
这两篇文章也是当时老师重点讲解的，都是要求背诵的。
由于当时的学生身份，社会经历有限，虽然都背诵下来了。但对李密那种真实的情感缺少共鸣，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当做学习任务，并没有去理解其中的奥秘。
但我仍然感谢那时的老师，有些东西真的需要经历后才懂的，就像当时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一样。虽然当时一知半解，但他成为了我心底埋藏的一颗种子，当遇到合适的机会时，便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当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慢慢长大，看着父母的头发渐渐发白，脸上的皱纹越刻越深，
身边长辈悄无声息的离逝，我才深刻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孝，那种刻在中国人血液中的孝道。
我把《陈情表》反复的朗诵，到后来读到开头臣密言……都要潸然泪下。我读《出师表》虽为丞相的忠所感动，但还没到潸然泪下的程度。
可能《出师表》中的忠离我些许遥远，而《陈情表》中的孝离我比较近吧。
西晋的司马家族历来被人所不耻，从司马懿高平陵之变，夺得朝中大权；到司马昭时代，曹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刺了透心凉；司马家族的夺权之路，太过赤裸裸。
在那个讲究忠义的时代，司马家族的人也知道自家做的事，为人所不耻，也没脸对臣子提忠的要求，只好在孝上大做文章。
李密，字令伯，西晋时期一位重要的骈文作家。原为蜀国的官吏，早年父死母嫁，独与祖母相依为命。他不仅对祖母尽心服侍，以孝闻名；更以知识渊博，文采出众而著称。
这样一个文采出众的大孝子，司马家族肯定会打起他的主意。
司马一族掌权后，一贯以名教为其政治统治的点缀，司马炎本人也深知倡导名教对巩固统治，笼络人心之意义重大，父丧时，他曾深衣素服，以示衷敬。
而征召孝、才、名诸方面闻名如李密这样的人物，可以博得宽容纳贤的美名；李密还为蜀国旧臣，当时东吴尚在，为了收买人心，让天人都看看他司马家族的诚意，司马炎必定要征召李密进京为官。
于是公元年，司马炎下诏征李密来洛阳任太子洗马，此时离蜀汉的灭亡已过去四年。而晋初灭蜀时，征西将军邓艾敬慕他的才能，曾请他担任主簿，被李密以奉养年迈祖母为由，谢绝了邓艾。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李密与他的老师谯周的不同。
这次征召，李密虽仍可以奉养祖母为由，谢绝司马炎，但司马炎可不似邓艾那样好糊弄。
于是，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以侍亲孝顺之心感人肺腑的《陈情表》诞生了。
这篇因孝而不能忠的文章，让提倡以孝治国的司马炎无话可说。多次以臣自称的李密，给足了司马炎高帽，让司马炎颇感顺眼，下令让郡县供李密祖母奉膳。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司马家族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对《孝经》研究的一个高潮，皇帝们纷纷著书立说，弘扬孝道。
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敬讲义》，梁武帝著有《孝经义疏》，梁简文帝也有《孝经义疏》，北魏孝明帝有《孝经义记》等……
在那个癫狂的时代，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在孝道与国忠之间，在亲情与君臣之情之间，《陈情表》达成了一种无咎的圆通态势，悄然遮蔽了自己不愿出仕的真正动机。
在祖母离世之后，李密已然没了正当借口，他履行了在《陈情表》的承诺。先后任温县县令、尚书郎、汉中太守等职。
在任期内，他曾在在汉中勉县倡建武侯祠。站在武侯祠前，他定是思绪万千。作为文人的骄傲，臣子的责任，他的内心是苦楚的，如今只能在心底追忆着故国的点滴。
心中的火光，是无法熄灭的，那来自竹林七贤的余韵，尽管不露痕迹，但终有一天被酒力唤醒了。
某天他酒后赋诗：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中无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激怒了司马炎，被免官回乡。
其实在此之前在温县时，他曾与人书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就差一点被人举报。
对于司马炎来说，他知道李密不可能真正的为自己效力，这种旧臣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司马家族收买人心的一个榜样，当不需要时，便毫不犹豫地一脚踢开。
对于李密来说，首先他对祖母的孝是发自肺腑的，他对蜀汉是有感情的，对司马家族并没什么好感，但也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他清楚的知道司马炎需要他，他反复强调对祖母侍奉，就是为了堵以孝治天下的晋朝的嘴，司马炎为了收买人心，必然不会对他采取过于强硬的手段。
公元年，李密卒于保胜龙安，好友安东将军胡熊与皇甫士安主持葬仪，他的师弟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其列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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