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古代，有城的地方，必有城隍庙。作为守护城池之神的城隍神，即无关发财，也不管谈情说爱，是个最基层的综合之神，同时也是冥界的地方官，说小点相当于阳间的村长，说大点相当于阳界的县长、市长。它在乡村的办公处叫土地庙，在城镇则叫城隍庙。
城隍神从诞生到受到民间的热捧，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西周的萌芽，到魏晋南北朝的兴盛，再到隋唐的普遍。宋代已经把城隍祭祀列于国家祀典。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更加重视城隍信仰，他不但在前朝的基础上更加完善了祭祀城隍的制度，规定都、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治所都必须建立城隍庙，还大封天下城隍，使得国家祀典中的城隍祭祀规则空前系统正规化。
在官方的祭祀典章制度中，祭祀城隍最低的行政机构便是县级，县以下的机构少有城隍祭祀。然而，明清以来，陕西存在着数以百计的村镇城隍庙，这在我国北方地区极为少见。
明清以来，有上百座村镇城隍庙分布在陕西全境，主要集中在陕北和关中地区，陕南也有少量存在。虽说其中的大部分已经消亡在历史中，但是地方志中却有它们的身影，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陕西之所以拥有如此之多的村镇城隍庙，与陕西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
从西周到唐代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陕西始终是中国王朝的统治核心地区，历史悠久。这里建置的行政单位，自然比较多。随着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的变动以及自然地质灾害等因素，部分郡县或被废除，或被合并，或被迁移。留下的废弃郡县治所，或降为镇，或成为村。原先因为是郡县治所而建的城隍庙，因祭祀未断，大多会保留下来，而且得到不断地修葺。
宝鸡虢镇城隍庙多年后，曾经的官署乃至城郭可能慢慢地都毫无踪迹，留下的可能只有城隍庙。虽然城郭被废弃，但是古人对神灵的崇拜，祭祀不能中断，这或许是那些旧郡县治所的城隍庙保留下来的最确切的原因了。
明清以来，陕西的一部分村镇城隍庙正是源于这些旧郡县治所遗留。民国以前，秦巴山里的郡县治所往往不稳定，一场水灾、一次兵匪、一条新路的开通等原因，都会使得郡县治所迁移，就如秦岭里有名的佛坪老县城，县令被土匪割了头，新县令只能举县南迁。平利县的老县镇更是因一场洪水而从县城变为村镇。
废弃的佛坪故城作为行政治所必不可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城隍庙的存在，可以昭示此地曾经作为行政治所的历史，这种历史也足以使得当地人感到荣耀。如陕北神木县的杨家城是麟州的故址；宜川的云岩镇是云岩县的故城；凤县的西单河铺龙家坪是曾经河池县的故址；合阳的夏阳镇是夏阳县的故址；扶风的崇正镇是美阳县的故址；周至的终南镇为古终南县、古恒州的故址等等，这些故址上都曾建有城隍庙。
祖庵镇城隍庙城隍神信仰自唐宋时期进行繁盛，信仰地域逐步扩大。所以隋唐以后所遗留的旧的郡县治所，都可能建有城隍庙，在隋唐之前的，就很难说了。
佛坪故城城隍庙遗址除了旧的郡县治所遗留的城隍庙外，陕西村镇的城隍庙还和陕西各地大量的城堡有关。在陕西地区，除了府州县治所建有规模较大的城池外，还存在难以计数的堡寨。所谓堡寨，就是用土墙或者石头围筑的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小城。堡寨可以分为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的军堡与民间地方自卫的民堡等。
唐亡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迁，曾经的王朝核心区逐步沦为抵御北方民族袭扰的边塞。宋明两代，沿着边地相继建起了大量的军事城堡。尤其是明初以来，为防御蒙古军队袭扰，陆续在长城沿线设置军镇，建置卫、所、堡城。其中一部分是在前朝堡寨的基础上建造的。
长城到了榆林一带，被当地人称为“边墙”，这墙里墙外是汉胡两大家。边墙具备两大功能，平时为通商口岸，战时为军事工程，类似现在的海关口岸。
为了应对适应这种状况，明朝在陕北榆林一带设有榆林卫，并沿榆林一线的边墙修建了37座城堡，即是藏兵御敌的工事，又是开关互市的场子。慢慢地，堡子里聚集了人口，变成了一个小城镇。而且这些城堡几乎无一例外地建有城隍庙。在边地城堡建造城隍庙，保佑城池固若金汤，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榆林长城沿线的堡城遗址入清以后，随着长城防御功能的消失，传统的边防格局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和变革。长城沿线原有城堡或成为新的郡县行政治所，或转化为次一级的乡镇中心，甚至成为自然村落，或裁撤，或消亡。这些城堡中原有的城隍庙随之发生变化，或被纳入府州县体系，或成为村镇城隍庙。
榆林靖边清平堡城隍庙遗址清雍正九年，在响水堡、威远堡、波罗堡、怀远堡、清平堡的基础上，设立新的郡县，因怀远堡居中而被定为县治所在地，定名怀远县，后改名横山县。这五堡中的怀远堡之前的城隍庙就成为怀远县城隍庙，其他堡的城隍庙则成为村镇城隍庙。
榆林横山县波罗堡榆林神木县的永兴堡、柏林堡、高家堡，靖边、府谷、定边等地各堡均有城隍庙，虽然城堡早已废毁，但是有的城隍庙还保留到了今天。
榆林神木高家堡除了陕北边地的军事城堡外，陕西境内还建有大量的村镇堡寨。这些堡寨大多源自明朝时期的卫所屯田制，所谓的卫所屯田，是元明清政府使用兵士垦种的田地，为军屯性质。明初朱元璋下令设置了八所都卫据所，其中就有陕西西安。
这就使得明代关中各县形成了大量卫所屯田的军屯堡寨，比如西安长安区大峪镇的南寨、王曲北堡寨、徐家寨等都是军屯堡寨，这些堡寨基本都建有城隍庙。
明代军屯堡寨遗址除了这些官方性质的军屯堡寨，陕西地区还有数量庞大的民间堡寨。明朝中叶以来，为防御北方民族袭扰以及民众造反，当时的地方官府号召民间筑寨自保。
陕西关中地区古堡寨遗址明嘉靖二十五年，关中东府澄城知县徐效檄就筑造了遵义堡（今寺头镇）、长闰堡（今尧头镇）、太平堡（今王庄镇）；明崇祯九年，陕西因大旱战乱，民不聊生。当时的户县知县张宗孟倡导民间筑堡自保，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户县境内的秦渡镇、赵王镇、涝店镇、大王镇、庞光镇相继筑堡，这些城堡中都建有城隍庙。
陕西关中古堡寨遗址清代的官府更是把堡寨作为实行坚壁清野以对抗民众造访的一种策略而大力提倡。当时的陕西各地较为普遍地建起了堡寨，或十余村联为一堡，或数十村联为一堡。村镇城隍庙也就陆续建置在这样一些规模不等的堡寨之中。
陕西关中古堡寨遗址在陕西地区，一般以堡、寨、屯、营命名的村镇，说明该地曾建有堡寨形式的防御设施。比如六曲堡、平地堡、火烧寨、陈阳寨、北屯、南屯、上下营等。这些堡寨中基本都建有城隍庙。
明清以来，一些地处交通要道的乡镇，随着商业的发达，也筑了城墙，建起城隍庙，这在当时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地区比较普遍。江南地区除了极少的例外，大多数的乡镇城隍庙里祭祀的都是其所属州县的城隍神。因此，江南乡镇城隍庙极力的争取进入体制内，以成为所属州县城隍神的行宫所在。然而陕西村镇城隍神与其所属州县城隍神的关系却完全不同于江南等地。
西安长安区王曲城隍庙的城隍神是第一位人格化城隍神纪信，也是明代十三省总城隍神，而长安区樊家村的城隍神则是汉代名将周亚夫。今天户县北乡有游城隍的习俗，而北乡的城隍神则有三位，分别是大城隍神纪信，二城隍神明代大将韩诚，三城隍神西汉大将周苛。
陕西鄠邑区北乡游城隍明清时期，陕南汉中府的城隍庙神是西汉大将纪信，下辖的沔县（今勉县）城隍神为东晋的杨盛。南郑县原本没有城隍庙，到了清乾隆年间才开始建有城隍庙，南郑城隍神则是沔县下辖黄沙镇的城隍神。南郑下辖濂水镇原是廉水县故城，这里的城隍庙神则为宋代廉水县令施可为。
陕西勉县城隍庙还有一些村镇城隍庙神的身份不详，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绝对和其所属州县的城隍神无关。如户县庞光镇的城隍庙被称为“土主庙”，武功县魏公镇的城隍神则被称为“镇主”。
在陕西地区的这些村镇城隍庙，还具有一定范围的管辖权。如户县祖庵镇城隍庙，被称为“八所城隍庙”，（明代把驻兵的地点称为“所”，大的叫千户所，小的称百户所）。乾县薛录镇的城隍庙神管辖着县南八十八座村落，相传比乾县城隍神地位还要高，是乾县城隍神的舅舅。
乾县薛录镇城隍庙陕西村镇城隍庙也有极少部分和所属州县城隍庙存在一定的联系，比如户县县城东，西余铁路旁边有一座城隍庙是长安王曲十三省总城隍的行宫，因此也称为“总城隍庙”。长安区太乙宫镇西岔村城隍庙称“十三省总督城隍殿”，又称“总督城隍行宫处祠”，也是王曲十三省总城隍的行宫。
长安太乙宫镇西岔村城隍庙长安区大峪镇下河滩村城隍庙，被称为“西岐山城隍庙”。建于清代咸丰年间，传说城隍显灵，救民于战乱，民众感念神恩而建庙。庙里供奉的则是县城隍庙神。
户县十三省总城隍行宫可见，陕西地区绝大多数村镇城隍庙与其所属的州县城隍庙并不存在从属的关系，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存在。
三原县城隍庙陕西地区之所以建有如此数量的村镇城隍庙，主因还是和此地建有大量的堡寨有关。自有城隍神以来，凡是建造城池，就会建造城隍庙，这是普遍的原则。作为小号城池的堡寨，自然也不会例外。自唐宋以来，作为重要军事区域，陕西地区在长期战乱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建造了大量的军事堡寨和民间堡寨。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集中体现了建城必建城隍庙这一原则，所以陕西出现大量的村镇城隍庙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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