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时期汉中存在着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古国

华夏混一

汉中是早期华夏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上古时“华夏”所指主要是夏、商、周三朝王族和宗室贵族及其后裔所统治的大小“宗国”，初见时是个国家范围的概念，秦汉以后，才兼具国家和民族的双重含义。华夏族先民主要活动地区为黄河中下游，而汉中在远古时代即与这些地区有文化交流。考古发现，在汉中南郑、城固、西乡、勉县、洋县分布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文化大体上是循着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脉络发展起来的。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正是华夏先民的文化。三代时，汉中本为氐、巴、蜀、庸等多民族杂居之地，自禹之后裔封于褒，汉中开始华夏化。商代汉中各族与商关系处于“或服或畔(叛)”的状态。汤十九年(约前)，汉中西部的氐人曾进献方物于商；武丁时期，却发生了商朝军队进攻汉中境内的褒、蜀、巴的战争；接着，氐、羌等不得不归服于商。也许怨恨于商人的武力征伐，加之殷商后期王政腐败、国势衰微，上述方国、部族后来都加入了周武王伐纣的队伍。这些变化不定的关系，客观上都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

20世纪中后期城固、洋县出土的大批商代青铜器与三星堆铜器均受到商文化的巨大影响，但前者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更早些，显示汉中可能是商文化入川的主渠道之一。年11月，城固县西北龙头镇再次发现鼎、鬲等青铜礼器，考古专家为此论证曰：“这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城固宝山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丰富的资料。城洋陶器群和宝山遗址的发掘，表明在商时期汉中盆地存在着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古国，她与中原商文明、成都蜀文明有着同样的辉煌。”(阎善行等《城固发现三件商代青铜器》)

周武王伐纣，汉中境内的蜀、羌、巴、庸等族人均响应参与，这既是一次周人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也伴有西南各族与中原华夏族的文化交流。“武王既克商，以其宗姬封于巴”，(《华阳国志》卷一)汉水上游的巴人跻身“汉阳诸姬”，成了西周王朝“南国”的一部分。汉中在春秋战国时名南郑，《水经注·沔水》引《耆旧传》曰：“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号。”而晋人杜预《氏族谱》云：“郑，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也。”这些史料显示，南郑与巴国一样，为姬姓的周王朝的王室之地，亦即华夏民族之地，故周人、周王常常驻足汉中。《诗·大雅·旱麓》即“为周王祀(南郑)旱山，会南国诸侯之诗”(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战国时秦灭包括汉中在内的蜀巴二国并以其地为郡，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快速渗透融合，汉中走上了完全华夏化的轨道。秦汉时，汉中已经是一个以华夏族为主的地区。所以，后世谓汉中受中原文化熏染最早最浓，被誉为“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华阳国志》卷一)。东汉时的羌人侵扰、三国时的氐羌向背、东晋南北朝的多族入主，在实质上亦未能阻挡汉中的华夏化；频繁的人口迁徙流动，尽管有民族之间的双向影响，但主流仍是进一步华夏化(汉化)。隋唐以后，汉中各民族大都汉化，羌、僚等族人生产生活也与华夏日趋接近。至清代中后期，汉中已是一个华夏族(汉族)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年人口普查，汉中汉族人口占99.66%。

汉中地区由多民族杂居走上一个民族为主体的过程，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没有古代的“戎狄”、“蛮夷”，就没有华夏、汉的称谓。“华夏”演变为“汉”，经历了两千多年时间，其演变与大汉王朝有关，而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即兴起于巴山汉水之间的汉中。“汉人”之称始于胡人“当家”、汉人“受治”的北朝，初时包含有侮辱性，后来逐渐成为族群专称。清末时，梁启超等学者在文章中开始使用“汉族”之称。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国策使汉族正式成为族称。汉族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族群单纯发展壮大的结果。汉中汉族亦然。

来源：文化汉中

作者/来源：汉中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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